兩個前途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著。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里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為國際形勢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增長和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發展了，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內外情況的分析看來，使我們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氣地去爭取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和障礙物，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一定能夠加以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竭盡全力地去反對第一個可能性，爭取第二個可能性，反對第一個前途，爭取第二個前途，是我們和全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國際國內形勢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們和全國人民的。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鑒于世界大勢之所趨，中國人心之所向，毅然改變其錯誤的現行政策，使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使中國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國早日誕生。須知不論怎樣迂回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上面，我已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給了一個分析。這樣的一個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里的許多人對于解放區幾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后，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于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線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了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系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
在目前中國時局的嚴重形勢下，中國人民，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一切關心中國時局的外國人民，都希望中國的分裂局面重趨于團結，都希望中國能實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國共產黨對于解決當前許多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政策。我們的黨員對于這些，當然更加關心。
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歷來是明確的，八年的戰爭考驗了這些政策。我們的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后奮斗的指針。
下面，我就來說明我們黨在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得出的關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確定的結論。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也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后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面，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么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并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并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斗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于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于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的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于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斗了二十四年。
對于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斗，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松，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變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么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么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于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里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后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后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斗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里，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塞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塞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并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么呢？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制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并將這些軍隊使用于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復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復后，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并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和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5〕，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并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于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并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范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于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于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復后才能實施的綱領；對于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并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后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面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他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6〕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并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么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制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于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并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圣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圣的權利，要想壓制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后，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么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卻不能還政于聯合政府。
這是什么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于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于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愿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那里來的國民黨代表？那里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臺？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愿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斗。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愿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愿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他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贊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著日本侵略者。但是國民黨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們不能反對日本侵略者。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在全國范圍內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眾運動的要求，就是為著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孫中山先生在其臨終的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干干凈凈；對于認真喚起民眾、認真保護民眾自由權利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則稱之為“奸黨”、“奸軍”、“奸區”。我們希望這種顛倒是非的時代快些過去。如果要延長這種顛倒是非的時間，中國人民將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統一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為著防止內戰，為著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為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呢？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的統一。但是結果怎么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們自己從臺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7〕。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么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愿意聽它么？經過了十六年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又經過了十八年的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人民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有了明亮的眼睛。他們要一個人民大眾的民主的統一，不要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還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一天不為此而奮斗。一九三九的國民黨推行其反動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國民黨人大叫其專制統一論的時候，我們又說：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于抗戰，非統一于分裂而統一于團結，非統一于倒退而統一于進步。只有這后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8〕。又過了六年了，問題還是一樣。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么？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同時就是爭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具體綱領中提出了許多爭自由爭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同時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不廢止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實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動員那里的全體軍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還將發展為內戰的慘禍，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識了。為什么如此眾多的有黨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國民黨內的許多民主分子在內，一致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就因為他們看清楚了時局的危機，非如此不能克服這種危機，不能達到團結對敵和團結建國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徹底地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現在還只有解放區的不很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很不夠，可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卻處心積慮地要破壞和消滅解放區的軍隊。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后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并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于上述這些民主黨派和人民組織了什么軍隊，實行了什么“封建割據”，成立了什么“奸區”，違反了什么“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做。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于國家的。但是什么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并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于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么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后，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9〕八路軍、新四軍正是因為實行了這種方針，成了“國民之武力”，就是說，成了人民的軍隊，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在北伐戰爭的前期，做到了孫先生所說的“第一步”，所以打了勝仗。從北伐戰爭后期直至現在，連“第一步”也丟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于“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愛國的有良心的軍官們，應該起來恢復孫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軍隊。
在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對于一切可以教育的軍官，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幫助他們學得正確觀點，清除陳舊觀點，為人民的軍隊而繼續服務。
為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斗，是全國人民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我們共產黨人愿意贊助改革中國軍隊的事業。八路軍、新四軍對于一切愿意團結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對中國解放區的軍隊，都應該看作自己的友軍，給以適當的協助。
第六 土地問題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的主張。
為什么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并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并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那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于他們是有利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又多半和土地聯系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實行武裝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并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掌握政權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主張。現在堅決地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正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制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斗、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改革土地制度的辦法，實現了孫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于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后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后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布的“二五減租”一類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我們在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日“奸區”。
在抗日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革命階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
大敵當前，民主民生改革的問題不應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問題，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日本的進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并且已經這樣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間，減租減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為著抗日的。為了減少地主對于抗日的阻力，只實行減租減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獎勵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面轉移，并使開明士紳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抗日的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對于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線里包含著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斗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后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
動搖于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著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系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那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和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占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政治上最覺悟因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后，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后幫助農民在自愿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在中國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今后應當盡量推廣。
這里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