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會議會址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由于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領導機構
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作組織問題報告
中共六大制定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
對國內工作指示的電稿
告全體同志書
組織問題決議案提綱
關于組織問題草案之決議
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
農民問題決議案
定“廣州暴動”為固定的紀念日的決議
政治決議案
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
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
宣傳工作決議案
職工運動決議案
土地問題決議案
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
婦女運動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組織決議案草案
中國共產黨黨章
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左圖：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 右圖：中共川陜省委從六大政治
決議案中摘編的十大政綱。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但這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實習編輯：魏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