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比我們堅強得多
中國青年報：對于現在媒體大量報道“蟻族”灰暗的生活狀態、艱難的生存環境，您怎么看？
廉思：因為好奇，因為搏點擊率？！兩年多前，我走進了“蟻族”。在研究中，我跟“蟻族”一起吃飯、聊天、喝酒。曾經，我以為自己很了解他門，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我離他們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蟻族”是真實地生活在那里，而我們只是去做調研然后回來過自己的生活。我盡量地從“蟻族”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但很可能我盡全力都做不到。
很多時候，我們是帶著拯救弱者的心態去的，結果發現“蟻族”比我們要堅強得多。“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焉？”旁觀者或許體會不到“蟻族”內心的力量。
我認為，媒體不應僅靠渲染他們的艱苦的生活狀態和窘迫的生存環境來吸引眼球，而應用真愛和良心去溫暖這個群體。更重要的是，在關愛之余，要給他們留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可以保留一絲內心的高貴與信仰。有的時候，我們將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俯瞰世界，用憐憫的心態試圖接近我們認為生活不濟的人群，以為自己的到來可以給他們帶去光明，但最終的結果，可能與我們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中國青年報：有消息說有關政府部門要整治唐家嶺地區，拆除宅基地上的非法建筑，也就是大學生們“蟻居”的地方。您對此有何評價？
廉思：唐家嶺確實需要整治，大量的流動人口將這里的住房空間發揮到了極致。以“蟻族”為代表的群租客大多棲居在房主重新改造的隔間中。在調查中，有七成受訪者人均居住面積在10平方米以下，而人均20平方米以上的僅占到5．5％。
群租帶來的問題不止這些。和大多數城鄉接合部一樣，唐家嶺存在著大量違章建筑。群租房的建設改造缺乏專業部門的安全評估和監理審查，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環境衛生臟亂，社會治安復雜。擁擠不堪的房子在消防管理方面多不達標，當地村干部形容其火災隱患為“一戶失火，千戶聯營”。
據我了解，北京市一直高度重視唐家嶺等“蟻族”聚居村的改造問題，先后多次進行調研和考察，在聚居村管理服務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此次唐家嶺的改造可以有更多的社會參與，尤其是“蟻族”群體的參與，以保證最后出臺的方案真正惠及到需要的人群。
中國青年報：聽說唐家嶺當地有村民抱怨，因為您的研究和媒體的報道，他們的房子要被拆掉。因此，有人對您恨之入骨，是這樣嗎？
廉思：確有此事，我甚至受到過威脅。但也可以理解，因為確實觸動了一些人的利益。其實，不僅村民有些不理解，很多“蟻族”對我也沒什么好感。有關部門準備拆掉唐家嶺的房子，征地建白領公寓，“蟻族”說：“如果‘白宮’（指白領公寓）真的建起來了，我們負擔不起房租，就不得不往更遠的地方搬。現在我們住在北五環外，到北京兩個小時，改造后我們只得搬到北六環外，到北京3個多小時。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就沒有我們的安身之所呢？是廉思讓政府和社會開始關注我們，但也是他讓我們越來越走向城市的邊緣。”
在對唐家嶺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我認為要慎重處理好兩方面的關系：一是本村村民與“蟻族”租戶之間的關系，既要保證本村村民的現實利益，也要考慮“蟻族”租戶的合法權益；二是本村村民內部的利益分化，由于唐家嶺私搭亂建比較嚴重，就造成了一部分村民出租房較多，另一部分村民出租房較少或沒有，這兩類群體對待拆遷的態度大不相同，對于拆遷的補償方案也有較大分歧。
這樣復雜的局面無疑加大了政府工作的難度。這要求政府在工作中，既要堅持依法辦事，又要講究方式方法，避免因工作不當引發新的矛盾和糾紛。
“蟻族問題”是不是個偽問題
中國青年報：有評論說，“蟻族”是一個偽命題，是炒作。因為他們不是一種特殊群體，“北漂族”的概念也已經炒了好幾年，你這是新瓶裝舊酒。還有人說，“蟻族”的概念，造成青年群體對社會產生抱怨的心態。作為“蟻族”概念的提出者，您怎么說？
廉思：我也聽到一些反饋。有人說，“蟻族”是一個偽問題，不需要關注，更不用刻意去解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消失。當年的知青比他們更苦，年紀輕輕的“蟻族”憑什么就住大房子？甚至有人說我將幾百萬人的苦難放大，居心何在呢？
面對這些質疑，有幾點我需要說明：
首先，《蟻族》一書里全是原生態的描述，這本書不是報告文學，更不是虛構的故事，書中的數據和描述全部是基于科學的調研和嚴格的錄音整理，我們保留了原始資料，以備歷史的檢驗。
其次，認為年輕階段多吃點苦是人生的必經階段，對于這點我持肯定態度，其實“蟻族”自身的奮斗也恰好說明了這一點。但“蟻族”現象也確實反映了我國社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不容回避的。
比如，“蟻族”絕大多數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來自農村和縣城的比例分別達54.7％和20.7％，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勤奮苦讀考上大學，背負著家庭很高的期望，在大學里他們仍然比那些家庭富裕的孩子刻苦得多，但是目睹同學中“富二代”、“權二代”畢業后輕易獲得好職位，買房買車，自己卻從村到村（農村到聚居村），求職艱難，他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體是不一樣的。難怪有人得出的結論是：奮斗十年還不如有個好爸爸。這樣的矛盾恐怕很難用“年輕人需要多鍛煉”這樣簡單的話語來解釋吧！
有些評論家將“蟻族”和“文革”時期的青年對比，認為現代的大學生可以接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不會承受被批斗和上山下鄉的風險，這樣已經很幸福了，所以“蟻族”們根本不需要社會的同情和憐憫。這樣的比較法我也不敢茍同。社會在進步，如果老是和以前比，那肯定是好的，可是這又有什么意義？未來的前進動力又在哪兒呢？
最后，我想表達的是，暫且不說百萬“蟻族”，哪怕在繁華的大都市里有幾十、幾百個人這樣生活，也是值得關注的。
中國青年報：從城市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大學生畢業選擇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是什么？
廉思：大學畢業生趨向大城市就業是城市化過程中自然且正常的現象，絕大多數國家都有這個趨勢。現在各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就是有集中化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大學生在城市中就更容易找到工作。大城市用人單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動性強，學生的社會資源也豐富，這些原因就使得大學生找工作傾向于大城市。
從近年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看，吸納就業人員能力最強的是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而國有企業、國家機關的新增崗位卻非常少，即使全部提供給大學生也是遠遠不夠的。國有企業無論是未來發展還是經濟收入都是有優勢的，但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崗位數量逐年遞減，吸納大學生很困難。而政府機關雖然表面看收入并不是很高，但工作穩定性強，也有一部分隱性收入。因此，國有企業和政府機關還是大學生十分向往的，而這兩者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小企業的保障機制雖然不是十分健全，收入也偏低，但大城市第三產業發達，中小企業較多，大學生留在大城市可選擇的范圍相對較廣。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大學生畢業留在大城市都是可以理解的選擇。
國外有沒有“蟻族”現象
中國青年報：其他學者對“蟻族”現象的看法，您與他們交流過嗎？
廉思：我不是教育專家也不是經濟專家。但在研究過程中，曾經向幾位教育和經濟專家求教。
“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在對《蟻族》一書的推薦語中評價，畢業大學生低收入聚居這種社會問題，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進教育產業化之中的大學擴招，而其制度成本對弱勢群體轉嫁，順勢擴散為社會問題。
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則認為，“蟻族”是我國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自然表現，其存在有客觀必然性。畢業大學生長期收入低，折射出各高校片面追求“就業率”之后掩蓋的就業質量問題。我國就業政策調整、高等教育擴招、大學生擇業觀的調整等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蟻族”現象的形成，如大學畢業生數量遠遠超過了大城市對高層次人才的崗位需求，高等教育的學科設置和經濟發展不一致等。
中國青年報：據你了解，國外的大學畢業生也是大都選擇留在大城市嗎？國外在城市化進程中有沒有出現“蟻族”這種現象？
廉思：國外也有“蟻族”現象，例如韓國社會雖沒有明確劃分出“蟻族”，但顯然也存在相似階層。韓國人口相當集中，特別是地方出身的年輕人極力考入首爾的大學，畢業后也留在首爾工作，地方大學畢業生也紛紛涌入首爾。因為首爾是大韓民國的國家機關、大企業和高等教育機構的聚集地，顯然有更多發展機遇。韓國沒有“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分，外地人不會因戶口問題受到有別于當地人的待遇，更加劇了人口的集中。
目前韓國近一半的人口集中在漢江其及附近的首都圈，但留在首爾的年輕人們并不都能過上寬裕的生活。“僧多粥少”，使得首爾青年失業率在各年齡段中一直位居前列。即使找到工作的人，情況也不樂觀。韓國的工作大體上分為“正規職”和“非正規職”兩大類，前者相當于中國的“正式職工”，享有各種應有福利。后者相當于我們的“臨時工”或“試用者”，不被視為公司正式員工，也不享有任何福利，工資也比“正規職”低得多。受國際競爭激烈和國際金融危機等影響，近年來，首爾用人單位大量減少“正規職”的雇傭，而代之以“非正規職”。而這些“非正規職”多為剛畢業或畢業不久的大學生。非正規職大學生收入不高，只能勉強糊口而不能養家。這一現象已引起了韓國社會關注，“減少非正規職，增加正規職”成為媒體和社會的呼聲。而企業從削減成本考慮，抱著“法不責眾”的態度，遲遲沒有改善。目前，韓國媒體、社會甚至國會議員都在呼吁提高“非正規職”的工資和各項待遇，“非正規職”問題仍是韓國社會熱點問題，時常成為輿論焦點。
國外存在類似中國“蟻族”的現象，說明低收入大學生群體在各地存在一定共性，但中國表現出來的個性更鮮明一些。中國社會存在大學生就是“天之驕子”的傳統觀念。受到傳統觀念影響，很多從鄉村走出來的大學生自身還承載著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所以也會有類似“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們選擇留下來做“蟻族”。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 唐軼） 編輯：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