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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河南省高院將盜竊罪的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提高200元，引起了四川司法界及刑辯律師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昨日，一成都律師建議，四川的標準也該提高了，建議提高到2000元，并取消城鄉標準不一的限制。但專家和市民對此卻有著兩種不同的看法―――

我國有關盜竊罪的數額標準是1998年出臺的，當時最高法檢、公安部規定盜竊罪定罪的數額起點為500~2000元，各地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等具體確定，四川當年規定為城市1000元、農村700元。“12年過去了，隨著經濟發展，1998年的1000元和現在的1000元價值已有很大差距，但這個標準仍然沒變，導致有人偷幾件衣服就被判刑的案例屢屢發生。”一成都律師指出，這個標準是應該提高。

但不少市民卻擔心，如果提高了該標準，反而助長了犯罪。

兩個案例

一時糊涂

她偷了3件衣服被判緩刑

逛街時，女孩小馬看上了市區某專柜的3件衣服。試穿時才發現，自己帶的錢不夠，于是她選擇了盜竊。但還未走出商場，就被售貨員和保安當場抓住，并全部退贓。隨后，經物價局鑒定，證明這3件衣服共計價格為1406元。警方以涉嫌盜竊罪將小馬刑拘，并報請檢察院審查逮捕。小馬盜竊他人財物，數額較大，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遂，贓物也已全部追回，且其為初犯危害并不大。然而，檢察院最終還是決定依法對其批捕、起訴。最后，小馬被法院以盜竊罪判處緩刑。

“其實小馬只盜竊了一件大衣和兩件內衣，按照‘寬嚴相濟’的精神，也可依據行政處罰等措施對她進行懲戒。被追究了刑事責任留有案底，對她今后的就業和發展等都不利，但根據目前的定罪標準等規定，又不得不追究其責任。”一辦案人員說。

一時拮據

他盜竊1萬多元獲刑4年

呂某是成都一家醫藥公司的庫管，他也因一念之差，不僅丟了工作還進了班房。呂某20多歲，剛結婚不久。因手頭一時拮據，便盜竊了公司1萬多元的現金，打算有了錢再補回去。誰知東窗事發，由于他的盜竊金額已構成了“數額巨大”的標準，按規定應被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終，呂某被法院以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如果‘數額巨大’的數額標準提高到2萬元，呂某應該獲刑3年以下。”律師說。

一個建議

將盜竊罪定罪數額起點

提高到2000元

據了解，我國有的地方對此曾作出過相應調整。比如，浙江省高院在2006年下發了《關于修改盜竊罪數額認定標準問題的通知》，將個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2000元為起點；“數額巨大”以2萬元為起點；“數額特別巨大”則以10萬元為起點。

四川的數額標準如何更改更合適？郭莉律師建議，定罪“數額較大”標準提高到2000元比較合適，“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也應相應翻倍提高。同時，鑒于目前城鄉一體化，也不易區分農村和城市標準。

提高了定罪標準，有人也擔心是否意味著縱容犯罪，引起打擊不力？郭律師表示，刑法并非適用所有違法行為，還有其他手段可打擊盜竊犯罪。即便數額不到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依然會構成行政違法，可通過行政拘留、罰款予以處罰。并且，根據刑法還有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即便盜竊達不到此類犯罪的定罪數額標準，但具有其他惡劣行為，比如受害人為殘疾人、孤寡老人等，仍可能構成刑事犯罪予以打擊。

兩種看法

正方

律師：

檢察官：

經濟發展了

定罪量刑標準還是“老一套”

“犯罪的數額是刑事犯罪特別是財產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據，甚至是唯一依據。”興華中律師事務所律師郭莉表示，根據刑法規定，盜竊罪主要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作為定罪和確定量刑檔次的依據，而現行的盜竊罪定罪量刑數額標準仍沿用1998年制定的500元至2000元以上為“數額較大”、5000元至2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3萬元至1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的規定。

根據這項規定，我省制定標準規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農村縣(包括市郊縣)以700元為標準，城市(包括省轄市市區、直轄市和省轄縣級市的城區，下同)以1000元為標準；個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巨大”，農村以7000元為標準，城市以10000元為標準；個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以5萬元為標準。

雖然上述數額標準的規定具有一定的彈性和前瞻性，但是十幾年來我國經濟有了巨大發展，城鄉居民收入也有了大幅的增長，該標準已嚴重滯后，并且在實踐中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合泰律師事務所楊海斌律師舉例，1998年我省GDP為2278.3億元，而今年一季度我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已達3451.8億元，增長了近1200億元，但定罪量刑標準還是“老一套”。

省律師協會刑事辯護委員會副會長、四川刑事律師網首席律師成安說，盜竊罪作為財產性犯罪，在大部分時候財產的價值決定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而財產的價值是受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上漲等因素影響的。十多年前的盜竊罪定罪量刑標準，只能反映當時的物價和經濟水平，若不修改對被告人明顯不公平。另外，“一些初犯的小額盜竊被追究刑事責任，也有悖‘寬嚴相濟’的司法精神。”律師郭莉說，并且對被告人的升學、擇偶、就業都會造成影響。被告人有抵觸情緒，甚至導致一些極端事件的發生。

檢察官：

居民收入提高了

該標準有違“罪刑相適應”

成都一基層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表示，現在再以此標準定罪量刑，已不合時宜。因為1998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是5425元和2162元，職工年平均工資不足萬元。而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數據顯示，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575元。也即是說，1998年盜竊1000元，相當于職工一個多月工資，其社會危害嚴重程度不言而喻，理應嚴厲打擊。而現在盜竊1000元，僅相當于職工不足半月的收入，仍以犯罪論處，顯然不符合嚴重社會危害性這一刑事犯罪最根本的特征，也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

“刑法的打擊面過大了，導致實質上的一般違法行為被追究刑事責任，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一檢察官說，這樣的局面還會導致司法機關受案數量的激增，案多人少的矛盾進一步突出。

反方

市民：

擔心標準提高助長犯罪

記者就此還隨機采訪了一些普通市民。但許多人對提高該標準表示了擔憂，認為這助長了犯罪。“提高了標準，不是給慣偷們更多作案的機會了嗎？”市民陳女士說。她說，她經常碰到在街面上、公交車上偷錢包手機的小偷。他們雖然盜竊財物的價值不高，但以數量“取勝”。“如果提高了這個標準，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而只是治安拘留、罰款，那不是相當于‘放虎歸山’嘛！”她說。

和她一樣，許多市民都對小偷深惡痛絕，認為對以盜竊為業的人不能姑息縱容。對此，楊海斌律師也表示，對一些初犯、偶犯及悔罪態度好的小偷，應和慣偷區別看待。他告訴記者，一些小偷對盜竊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十分熟悉，他們還會“交流經驗”，比如偷手機專偷價值在千元以下的低端機，每次盜竊的數量都不多，而是多偷幾次。這樣，即便在行竊時被抓住，因未達到定罪標準，也只是行政處罰，拘留幾天就放了。楊律師舉例說，曾有一名小偷經常入室盜竊，專偷小靈通和低端手機。雖然每一筆的金額不多，但最后被擋獲歸案時，根據警方查實和自己交代，他竟然一共作案了近30起，涉案金額達5萬余元。因此，有的市民堅持認為，應該嚴厲打擊，這個數額標準不應提高，這樣，小偷才會減少。

來源：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 編輯：段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