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宣傳片總導演,中國第一位被波士頓大學授予“人文藝術榮譽博士學位”的中國電影人……,卻沒有多少人知道,他還有一個頭銜是廣西電影制片廠名譽廠長。
廣西南寧友愛北路廣西電影制片廠的員工宿舍區里,一棟略顯破舊的老房子門前站著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家,他便是原廣西電影制片廠老廠長韋必達。盡管身體不適,腿腳不太方便,但韋老廠長早早便到門口迎接我們的到訪,一臉慈祥的微笑。
“在我印象里,藝謀是一個很認真、很刻苦工作的人。1984年,藝謀在延安拍《黃土地》的時候,三過家門而不入,就連女兒病了,他也沒有時間回去看望。”現年87歲的原廣西電影制片廠老廠長韋必達向我們講述著他和著名導演張藝謀的往事, “當時我去延安看他們拍片,得知這個消息,便托人給他家里送了50塊錢,相當于他當時月工資的六分之五。這件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坐在窄小的客廳里,韋廠長慢慢地打開了他記憶的匣子,向我們講述那塵封已久的記憶。
從農學院到電影廠
廣西電影制片廠始建于1958年,1960年僅保留了1個新聞紀錄片攝制組。1970年在此基礎上籌建廣西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1974年改名為廣西電影譯制廠,1975年開始攝制故事片,1980年始用現名。
“1978年,當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韋國清提出要挑選一個作風民主,能團結多數人一道工作,搞五湖四海,又不搞大壯族主義的壯族干部來任廠長。我就是區組織部根據這些要求被點名從從廣西農學院上調到廣西廠任廠長的。1978年6月份,我正式走馬上任。”
從北京來了四個年輕人
盡管當時廣影在設備上初具規模,但由于沒有專業的創作人員,當時廣西廠拍了十多部影片,藝術質量都一般,為了提高品質,韋廠長便想招攬一批科班出身的創作人員到廣影。
“1982年春天,當我得知北京電影學院有一批1978年入學的應屆畢業生將要分配時,我便和廠領導研究決,定向電影學院要12名各個系的畢業生,我當時去北京親自找羅院長和趙明書記,希望他們能給我們廠分配一些優秀的畢業生,當時攝影系的黨支部書記,也是我們廣西老鄉韋彰也幫了我們不少忙。原本確定來10個人,但最后真正到廣影的只有4人,他們就是導演系張軍釗,攝影系張藝謀、肖風,和美術系的何群。”
“我還記得那是82年秋天,我親自到南寧火車站去迎接藝謀他們,當時具體交談的情形以及這四位年輕人彼時衣著的細節和神情,我現在已經回想不起來了。但是,我對張藝謀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樸實。”雖然在回憶的過程中,難免有些記憶模糊,但是對于第一次見面的情景,正如老廠長說的那樣,很深刻。
當時廣影的條件并不寬裕,住房條件更是少得可憐,但是廣影廠還是給他們每個人安排了60平米的單間。“這在當時,已經算是條件很好的了。”
這四個年輕人到了廠里之后,跟班實習約半年后,就聯名立下“軍令狀”,要求“獨立拍片”。可是當時按照老廠和大廠的規矩,都要論資排輩,一般要跟班當助手七八年,才能夠獨立拍片。
對于張藝謀等人提出的“獨立拍片”的要求,當時廠里的意見也不統一,大家也有不同看法。但是,為了能夠早出人才,韋必達老廠長最終決定打破常規,破格批準以這四個應屆畢業生為主體,成立中國第一個平均年齡只有27歲的“青年攝制組”。
“應該說,大學畢業不滿一年,就全部獨立拍片,這在中國電影界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關于《一個和八個》
1983年5月在廣西電影制片廠召開大會,正式宣布成立“青年攝制組”,下達生產令投產根據郭小川同事敘事長詩《一個和八個》改編的劇本《一個和八個》,并任命張軍釗為導演,張藝謀、肖風任攝影,何群任美工師。“當時廠領導對該劇的拍攝都十分重視,書記、正副廠長隨同他們一起住招待所,邊修改劇本邊審閱,前后約10天,廠領導一致通過。”
1983年初夏,韋必達親自從北京到銀川近郊現場看望他們和看樣片,他回憶道:“在藝術創作上,他們精益求精,大膽探索,力求創新。尤其是攝影張藝謀,在畫面構圖、色彩、光線、電影形象語言方面都采用創新的表達形式,采取不完整構圖,鏡頭里常常只拍人物的半邊臉或半個鼻子。這種奇特的構圖,展示各種扭曲的非正常心理狀態,給觀眾視覺上合心理上造成震撼。”
“我們一共投入了逾50萬元,花了2-3個月,就把影片拍攝完畢。”1983年10月底《一個和八個》完成雙片,11月中旬,青年攝制組高高興興把他們的“處女作”送到文化部審查時,正碰上文藝界大批“人性論”,當時在北京召開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上,《一個和八個》就被當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來重點批判。
在廠長會議上,相當一部分人,幾乎一邊倒地對《一個和八個》發表了否定的批判,甚至連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方針都受到批評,有的有不同意見也不敢在會上講。只有電影評論家鐘惦斐和青年組的大師兄郭寶昌導演看到該片在北影試映時,一片鼓掌和叫好聲。他們私下對我說:“《一個和八個》是部創新精神的好影片,遲早是要通過的,你要堅持住。”
當時青年組的四個主創也在北京,他們對文化部主持會議者如此粗暴對待這部影片很有意見,也很不服氣,希望我能仗義執言,為他們鳴不平。
出于對他們青年攝制組人員的愛護及責任感,也覺得自己作為廠長有責任為他們說話,于是我決定冒著風險為他們抗爭。在1983年11月21日的廠長會議上,我強烈地表達了對于《一個和八個》影片的不同看法,特別提到“我們對于這樣一批有事業心而又勇于創新的年輕人,要關心愛護,要滿腔熱情去肯定他們的成績,幫助他們總結提高,引導他們繼續前進,千萬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大膽放手培養年輕一代,我們的電影事業就沒有出路。”
我在會上的發言,確實讓《一個和八個》的火氣降溫了不少,但影片還是沒能通過,結果拖了整整11個月后,即1984年10月16日,在社會上為這部影片叫好的壓力下,才最終得以通過。
珍貴的來信
我在廠長會上的發言,西安廠的編劇張子良全部錄了音,后來張藝謀、陳凱歌和何群在西安準備去延安拍攝《深谷回聲》(后改名為《黃土地》),張子良同志就把錄音放給他們聽了,他們非常感動,并立即給我寫了信。
1884年5月,我專程到延安安塞縣外景拍攝現場,看到他們幾個年輕人在烈日下的黃土高原上汗流浹背拍攝《黃土地》,我深深地被他們艱苦勞累的敬業精神所感動。
后來,《一個和八個》及《黃土地》兩部影片先后在國內外獲得大獎,受到國內外電影界的好評,同時也被譽為中國電影創新道路上的里程碑。拍這兩部影片的主創青年人也成為中國電影第五代的杰出代表和領頭人。張藝謀、陳凱歌成為世界級的電影藝術大師,何群也在國內獲得金雞大獎。使得一個默默無聞的廣西電影廠,一舉成為中外聞名的電影制片廠。
正如藝謀給我的來信說的“1984年是廣西廠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年。”當年廣西電影制片廠出了震撼電影界的好影片,利潤收入250萬元,是廠里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
有人把我說成中國電影界的“伯樂”,問我廣西電影制片廠是怎樣培養出張藝謀、陳凱歌、何群等杰出的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的。其實,他們在電影藝術上的成就和榮譽,是靠他們自己鍥而不舍的刻苦鉆研,精益求精的不斷追求、探索、銳意創新精神。“比如張藝謀,他是個很愛動腦子,很刻苦的人,經常可以看到他一邊啃著面頭,一邊在研究著劇本。”
“我很喜歡藝謀,也特別愿意支持他,因為我覺得他是個非常聰明、勤奮和刻苦的好青年”韋老廠長告訴我們。
來源:中國日報廣西記者站 記者:黃昭華 黃菲菲 編輯:楊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