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 錢都花哪了?效果又在哪?
據悉,目前全國各地的節慶活動,主要有三種模式:政府主辦,政府主辦企業承辦,企業主辦。
張新斌說,由于節慶活動需要多方面協調,政府主導有一定的合理性。
張新斌說,河南一些節慶活動,比如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洛陽牡丹花會等,運作到今天,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是不錯的。不過也有一些活動效果不盡如人意,簽的經濟協議多留在字面上,甚至有些活動舉辦一段時間后,后繼無力。
河南最慘痛的例子,莫過于淮陽的姓氏文化節。
2004年,貧困縣淮陽舉全縣之力,投入數億元,舉辦了第一屆中華姓氏文化節。
兩年后,當淮陽將舉辦第二屆姓氏文化節再次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時,引起強烈爭議。最終,在舉辦兩屆后,這項被認為能帶領淮陽實現騰飛的節慶,至今沒有再舉辦。
周口市文化局一負責人說,姓氏文化節給淮陽、周口帶來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只不過資金是財政出,加上淮陽是國家級貧困縣,引起強烈反差,“讓它成了節慶泛濫的犧牲品”。
記者不久前參與一個地方的節慶活動,也是政府主導,為了將費用降到最低,有實力的企業被要求“承包”諸多與會演藝明星的邀請,企業有苦難言。
剖析 喧囂背后的“政績焦慮癥”
張新斌說,節慶活動成本主要依據規模大小來定,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千萬。從常理來說,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一種形式,但這里面會有一些官員“動機不純”。
“一些地方自身條件不好,想請人過來看看可能都請不來。”張新斌說,搞些活動,不但客商能來,上級各部門領導也會參加,有機會與領導加深“交情”。
河南一文化發展研究機構負責人戴先生也說,各地熱衷于辦節慶,一方面出于節慶可能帶來的效益,另一方面則和政績有關——借節慶之機,能和領導套上關系,同時展示自己的能力,給領導留下一個好印象。
不久前,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新聞周刊稱:官辦節慶過多過濫,折射的是地方官員的“政績焦慮癥”。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節慶研究專家馬聰玲接受河南商報采訪時表示,節慶想要吸引投資者、旅游者到本地來,帶動經濟發展,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超越當地經濟發展狀況,不顧民生,就舍本逐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