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效果并不理想
據調查顯示，全國30%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但在郭建梅看來這只是保守數字：“接受調查的人群中，有的認為自己家庭存在的情況不屬于家庭暴力，有的羞于承認，還有的認為家暴是過去的事情，現在就當不存在，所以實際上降低了調查結果的比例。”
1995年，郭建梅發起成立了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帶領十幾名專職律師專門從事婦女法律援助及研究。在過去16年中，該中心接到的家庭暴力相關咨詢和案件達到咨詢和辦案總量的五分之一，“雖然23000多個家暴咨詢和360多起家暴案件數量看上去不多，但這只是我們一家機構的數據，如果放在全國，總量是非常驚人的。”郭建梅說。
在郭建梅經手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施暴主體層次非常豐富，既有農村家庭，也有高級知識分子、軍人、法官、警察、律師的家庭，但是由于不同人維權意識不同、對暴力的容忍度不同，導致了有的人在暴力發生初期便尋求解決，有的則隱忍到極端情況，釀成了“以暴制暴”的悲劇。在河北女子監獄服刑的一位犯人，由于無法忍受丈夫對其長期實施的性暴力，便在一次暴力過程中，趁丈夫不注意將其殺死，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目前對家庭暴力的保護主要是依靠社會救助和法律救濟。在過去十多年間，民間公益組織成為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力量，通過熱線咨詢、案件訴訟、培訓警察和調解員、培訓志愿者、項目研究、推動立法等方式不斷向家庭暴力受害者伸出援手。公安、檢察院、法院等部門和機關則以公權力對家庭暴力進行必要干預。
然而從目前來看，無論法律救濟還是社會救助，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家暴受害者在經過社區干預后，并沒有從以往的夢魘中解脫出來，而是繼續陷入周而復始的家庭暴力中，甚至受到變本加厲的傷害。郭建梅告訴記者，那些有慣性的施暴者往往只是得到調解、教育或警告，幾乎不會受到什么懲罰，因此往往會再犯；而如果暴力程度較為嚴重，受害者考慮到家庭和睦不愿自訴，提出自訴又會發現存在舉證障礙，或在現存法律中找不到施暴者的法律責任條款，因此難以訴諸法律。
反家暴法立法啟動
郭建梅認為，文化觀念原因和法律監督缺失形成了執法不作為，因此，在努力培養受害人權利意識、轉變傳統觀念外，還需要公權力進行強勢干預。
可喜的是，隨著家庭暴力現象日漸受到關注和重視，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正逐步向前推進。在《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中，“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成為中國人權保護的重要內容；《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等相關法律都將反家暴內容列入其中；28個省(市、區)出臺了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規或政策，90余個地市制定了相關政策文件，對家庭暴力受害婦女的人身和財產權利進行全面保護。不僅如此，全國婦聯還組織相關專家起草了反家暴法草案的建議稿，為國家立法提供基礎性準備。2011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家庭暴力法納入立法工作計劃。
今年10月，反家暴法立法項目論證正式啟動，預計年底前完成。正在開展項目論證工作的全國婦聯權益部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立法應當明晰“家庭暴力”概念的范圍，對社會廣泛爭議的同居暴力以及性暴力、精神暴力、經濟控制等問題進行統籌考慮。
一些案件的受害者在向法院起訴后，發現自己雖然傷痕累累，卻無法證明這些侵害是誰造成的；能夠作證的左鄰右里或家庭成員卻礙于情面不愿多說，使得案件證據不足而導致受害者敗訴。面對這類困境，郭建梅解釋說，這是由于當前立法缺乏性別意識，沒有向女性受害者傾斜。
對此，全國婦聯權益部提出，立法應當明確家庭暴力性別歧視和權力控制的本質，在此基礎上樹立國家反對家庭暴力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建立家暴案件證據規則，規定人身保護令以及民事和刑事程序的銜接機制等，并明確包括施暴者、執法人員以及參與救助的社會機構人員的法律責任。
除了強調公權力介入家庭暴力的責任外，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夏吟蘭還呼吁盡快確立社會干預機制，構筑多元化的防治體系和服務網絡。
來源：光明日報 編輯：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