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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孫春龍在微博上說，他要離開《暸望東方周刊》，專門去做“老兵回家”這個公益項目。

熟悉他的人中，沒有誰感覺到太驚訝。他們都知道，從2008年起，孫春龍就在這件事情上傾注了很大的心力，所以，他們在留言中只有簡單的兩個字——“支持”。

從《暸望東方周刊》的總編輯助理，到一個純粹的公益人，孫春龍的轉身很徹底，但他并不孤單：這一年，《鳳凰周刊》記者鄧飛發起了“免費午餐”項目，讓貧困地區孩子吃上中飯；資深媒體人王克勤發起了“大愛清塵”項目，救助中國塵肺病患者。

今年8月，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曝光了8名教育局副局長、校長等冒充鄉村教師，參加他名下的公益基金會舉辦的鄉村教師培訓班，許多人這才得知，崔永元已經不聲不響地做了好幾年鄉村教師培訓公益項目。

媒體人轉身做公益并不鮮見，早在10多年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汪永晨就成立了民間社團“綠家園”，專門從事環保公益活動。

然而，在2011年，之前的個案已經匯聚成了現象。雖然公益慈善在這個年度因“郭美美事件”及其連鎖反應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機，但這些由媒體人發起的公益項目卻做得風生水起，備受矚目。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媒體人投身公益，他們為什么要選擇投身公益，他們的優勢在哪，他們的項目能靠著一股熱情進行下去嗎？在他們華麗轉身的同時，這些疑問伴隨而來。

孫春龍說，他做公益是為了實現救贖。2008年，國內興起了尋訪抗戰老兵的熱潮，他因此去了一趟緬甸密支那，采訪了一名流落在異鄉的中國遠征軍老兵。

這位老兵的生存境況很糟糕，孫春龍采訪完了以后，主動提出要幫助他。但老兵并不領情，說好多采訪他的記者都這么表過態，但采訪完以后，都沒影了。

孫春龍心里很慚愧，他想，為什么不能真正做點事，幫助這些曾經為國家流血犧牲的老兵實現一些心愿。他們年齡都很大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再不做點什么，將來留下的只會是遺憾。

正是在這樣強烈的“救贖感”召喚下，孫春龍發起了“老兵回家”的行動，積聚各方面資源讓老兵回到自己家鄉看看。誰知，這一行動一做就不可收，今年6月30日，他辦理了辭職手續，跑到深圳注冊了“龍越慈善基金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關愛老兵上面。

王克勤的“大愛清塵”項目也來自采訪。2009年7月，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引發了對塵肺病患者的維權難的關注。王克勤跑到甘肅古浪、四川甘洛等地調查塵肺病人的生存狀態，一些患者的悲慘境遇讓他深受震動。

6月15日，他聯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發起了“大愛清塵”項目，想通過多方籌集善款，在塵肺病集中爆發區域展開救治，并喚起全社會和政府相關部門對塵肺病的關注與重視，提升農民工對塵肺病的了解和認識。

無論是“微博打拐”還是“免費午餐”，鄧飛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了孩子身上。他說，孩子是世界上最弱勢的群體，他們的困境能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南都傳播研究院研究員、《南方都市報》公益周刊負責人龍科認為，這些公益項目能引起這么大的反響，與微博這一媒體新平臺的出現不無關系。公益活動需要社會動員，調動各方面資源，而微博正是這樣一個好平臺，能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從而出現突破性進展。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肖隆君是免費午餐項目的主要參與者，他認為，媒體人做公益項目能做得風生水起，與他們所積累的資源和公信力有關。

他說，媒體人做公益擁有一定優勢，“他們手里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能吸引社會的關注，像免費午餐實際上就是鄧飛聯合很多媒體一起做起來的。而且，媒體人也有一定的調動和整合資源的能力，像鄧飛、王克勤、孫春龍等人都是知名的調查報道記者，在社會上擁有一定的公信力，他們發起公益項目能提升公眾的認可度，有很多人就是沖著公信力來支持這個項目的。”

龍科認為，媒體人做公益，會更注重項目的公開透明，更注重接受各方面的監督，這也有助于項目的成長。像崔永元勇敢地公布冒充鄉村教師參加培訓的教育官員，以及鄧飛的“免費午餐”項目大膽地公布問題學校，這些都說明了媒體人做公益會更注重監督。

從輿論監督到做公益，孫春龍對他的轉身感悟深刻，他說，以前做記者是監督強權，現在做公益是扶助弱者，兩者有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嘗試推倒一堵墻或者幫扶一個雞蛋，目的都是為了自己生存環境的日益趨好。后者，更是一個力所能及的，能讓自己感到有力，能讓更多的人感到溫暖的事情”。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