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大學，借鑒國外容易，堅守自家特點反而更難。去年春天，清華大學轟轟烈烈地慶祝百年華誕，我未能免俗，應邀撰寫了一則小文，不過，唱的基本上是反調。此文大意是：“走向國際”，并不一定就是“邁向一流”。二者之間，確實有某種聯系，但絕非同步，有時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若講獨立性與自信心，中國學界不但沒有進步，還在倒退。

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依我淺見，大學的一大特點，在于需要“接地氣”，無法像工廠那樣，引進整套設備；即便順利引進，組裝起來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對眼下鋪天蓋地、不容置疑的“國際化”論述，我頗為擔憂。比如，以下幾個口號，在我看來屬于認識上的“誤區”，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與國際接軌”。可國外著名的大學并非只有一個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個“軌”，怎么“接”？認真學習當然可以，也很應該；但“接軌說”誤盡蒼生。某大學校長主持漢學家大會，說“我們也要辦一流的漢學系”。初聽此言，啼笑皆非——本國語言文學研究和外國語言文學研究，豈能同日而語！不過，這位校長并不美麗的“誤會”，倒是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今天的中國大學，正亦步亦趨地復制美國大學的模樣。舉個例子，幾乎所有中國大學都在獎勵用英文發表論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時，格外看好歐美名牌大學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員，更是開口哈佛，閉口耶魯。

第二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強強聯手”。據說要建“世界一流大學”，最佳途徑就是強強聯手；因為，各種數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虧還沒把北大、清華合起來。大學合并，有好有壞，但“強強”很難“聯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遺癥。過多的內耗，導致合并后的“大大學”需要10年、20年的時間來調整、消化。需要的話，強弱合并還可行。因為，大學需要有主導風格，若強強合并，凡事都爭搶固然不好，凡事都謙讓也不行。

第三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取長補短”。辦大學，確實不能關起門來稱大王，要努力開拓視野，多方取經，既借鑒國外著名大學，也學習國內兄弟院校。只是因為有各種評估及排名，這個“取長補短”的過程，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缺什么(專業)補什么(專業)，最終導致自家特色的泯滅。不要說異彩紛呈的國外名校，比起上世紀30年代的北大、師大、清華、燕京、輔仁、協和(僅以北京地區為例)，今天的中國大學，大都過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級別”、“規模”及“經費”。讓人擔憂的是，這個“整合”的大趨勢還在繼續。

第四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努力“適應市場需要”。學生選擇專業，有其盲目性，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遠見。在我看來，無論請進來還是送出去，都應該考慮國家需要——凡市場能解決的，不要再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學生拿中國政府的獎學金，進就業前景好的商學院或法學院。這實在不應該。歐美也是這樣，政府或大學的獎學金，不是獎勵選擇熱門專業，而是用來調節社會需求的。你學古希臘的哲學或文學，就業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個人類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獎勵你。同樣道理，用國家經費送出去的留學生，也應該有專業方面的要求。

第五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多跟國外名校簽合作協議。恕我直言，很多協議屬于空頭支票，簽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閣。所有的“合作”，必須落實到院系才比較可靠；而其中最為實惠的是“互派學生”。但這有個前提，得有經濟實力支撐。北大中文系頗為“矜持”，不輕易簽此類雙邊協議：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歡那些故意自貶以討好外國教授的說法；二是若無獎學金，讓學生自費到國外游學一年半載，貧窮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學間的攀比。

作為中文系教授，面對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辯解：不同學科的“國際化”，其方向、途徑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語。自然科學全世界的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趨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而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了。

所以，文學研究者的“不接軌”、“有隔閡”，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問題。非要向美國大學看齊，用人家的語言及評價標準來規范自家行為，即便經過一番勵精圖治，收獲若干掌聲，也得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