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壺清茶，幾點墨香，一池湖水安靜地掩映著山間的涼亭和草木，山、水、人融為一體，深圳國學院就建設在滿目的綠樹間。

高寧鴻是深圳國學院的藝術總監，自己還經營著一家畫廊，畢業于中國第一學府，在英國留學多年，她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馳騁，自己創作也扶持年輕藝術家創作，把中國藝術向國外出口，并最終選擇扎根深圳。

藝術界的新興市場

沒有美術院校，吸引“大師”困難，盲目追求深圳速度，“文化沙漠”的名字，曾被人硬生生地扣在深圳的頭上許多年。然而，高寧鴻選擇在深圳發展藝術事業，卻沒有絲毫猶豫，她認為“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深圳有1400多萬人口，從來都不可能是文化沙漠。相反，因為深圳的年輕，并在定位上具有世界性眼光，造就了其成為藝術界在全國的新興市場。

高寧鴻的畫廊開設于2008年，畫廊成立的第二年，深圳市政府便組織她參加世界級藝術展——巴黎春季藝術沙龍。“當時全國只有兩個代表團，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聚集了北京、杭州等地的藝術家，另一個就是深圳代表團，派出的全是深圳藝術家。”高寧鴻記得很清楚，在那次展覽中，中國只有一個藝術家獲獎，并且這位藝術家來自深圳。

高寧鴻介紹，在深圳，除了有機會參與世界級展覽，深圳對藝術的支持力度也正在逐年增強。“在大芬村工作兩年以上的畫家，就可以分到房子成立工作坊。”

位于深圳布吉的大芬村，是一個并不起眼的客家人聚居村落。然而這里卻云集了全國各地2000多名畫家和畫師，據統計，大芬村每年生產和銷售的油畫達到了100多萬張，年出口創匯3000多萬元，被國內外的藝術同行譽為“中國油畫第一村”。

走向世界，需有藝術土壤

然而擁有大芬村的深圳，卻依舊沒能在世界藝術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深圳一直在與世界藝術互動，從參與性而言，與世界零距離。”但換一種標準，“一個民族所具有的東西，氣質、特點，都會毫無保留地凝固在文化上，如果深圳在世界藝術史上沒有這種凝固，就不能說與世界藝術發生了關系。”高寧鴻說。

王芳是深圳國學院的策劃總監，也是深圳戲劇界的名人兒。她認為，要談一個領域與世界有無距離，就要看這個領域是否出現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在深圳，舉辦的活動具有國際級別，但土生土長的藝術家卻沒有。”

王芳覺得深圳目前尚不具備培養出藝術大師的土壤，甚至整個中國文化藝術界都一直處于一種不健康的發展狀態，即便出現大師，“成名后，就遠離藝術了。”

就深圳而言，文化藝術要“吸地氣”，要成為培養大師的土壤，需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真正吸收中華民族5000年文化精髓，并且不受其束縛。此外，對世界性的理念要有敏銳觸覺，具備國際視野。

“深圳還太年輕，1400萬人有大部分農民工，終日在生產線上，從事藝術的人口基數遠遠不夠，30年搞經濟，專注藝術的時間也不夠。”但王芳堅信，三十年后，深圳必將成為全國最有希望產生大師的地方，因為深圳很自由也很創新。“深圳和世界距離最小的地方在于自由。”

學習巴黎模式，創造藝術史

據了解，深圳的藝術誕生從產業化開始，在層次上相對較低。多年來，深圳藝術業新興蓬勃，但始終未成立健全市場，許多畫廊堅持不下去，只能倒閉。

“西方的藝術品市場，畫廊與拍賣行平分秋色，在中國卻拍賣行一家獨大。”高寧鴻說，東西方藏家的成熟度相差較大，西方70%以上的藏家會選擇收藏當代的作品，但在中國，大家只愿意去拍賣行買古代的比較成熟的作品，卻不愿去畫廊買當代作品，造成畫廊業萎縮。

“西方藝術品有清晰的邏輯脈絡，自成體系，但中國經歷多次革命后，體系混亂，既有一套古代的體系，也有一套西方的，二者形成爭論，不知該如何融合。”反映在藏家方面，就表現為當代的很多藝術，國人無法欣賞，很多人不知道其是如何發生的，始終混沌迷茫。

高寧鴻建議，深圳可以學習巴黎模式，在態度和機制上促進深圳藝術走向健全成熟，乃至走向世界。政策上繼續大力扶持年輕藝術家，由產業化升級為純藝術，并努力彌補沒有美術學院的先天不足，通過優惠政策引入藝術人才。此外，“世界收藏品市場分為歐洲和美國兩極，美國以投資為主，歐洲以收藏為主，二者對藝術品的態度不同，使得歐洲更側重于創造藝術史。”歐洲對藝術的態度，也值得深圳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