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召人，革新文風

嘉祐二年，蘇軾、蘇轍兄弟同科殿試進士。蘇轍應試的策論，是一篇尖銳批評宋仁宗為君之失的政論文。他在策論中說：“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宋仁宗進行“以策論為先、詩賦其次”的科舉改革，其宗旨不僅是要選拔治國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糾正浮夸、浮華的時風，推行直言務實的作風——他的文德之治的要旨就是“以直言召人”。蘇轍這篇策論，不僅直言當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僅憑“不知信否”的道聽途說就對仁宗宮中之事妄議是非。考官胡宿認為蘇轍言論“不遜”，呈請仁宗取消其錄取資格，蘇轍也自認為“策入必見黜”。但仁宗審閱蘇轍的策論后，卻欽點錄取蘇轍與其兄蘇軾為同科進士。仁宗批復胡宿的“以為不遜請黜之”奏章說：“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二蘇殿試時，仁宗47歲，在位35年，而蘇轍不過是一位年不及19歲的書生。仁宗以九五之尊、年壽之長，能容不名小子蘇轍對自己公開直言不遜，以才德取人，是需要何等恢宏的胸襟氣度？他對蘇轍的納取，是切實踐行他“以直言召人”的國策，這不僅使他的朝廷中薈萃了范仲淹、包拯、晏殊、歐陽修等文德敏行的名臣，從而為將宋朝發展帶入鼎盛時期的“文德之治”創造了條件；而且也以“直言論政”引導了文壇以平易自然為目標的文風革新。

仁宗逝世后，在繼位的皇帝治下，二蘇兄弟多次遭貶，謫遷異地，晚年顛沛流離，死而后已，蘇軾更是于1079年，被誣“以詩諷刺時政”，不僅被遞解京城，投入御史臺獄，備受拷打屈辱，而且險遭性命之災。可以想見，在1022至1063年間，如果在位的不是仁宗，而是神宗，不僅歐陽修的古文運動不可期望，恐怕三蘇問世之初即以“妄論利害，才說得失”（蘇軾語）死于非命了，又遑論此后能以“直言議論”立名傳世？

摒棄浮華，文求務實

宋代王十朋說：“我國朝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于仁祖文徳之治與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救弊之力”就是反浮華、浮夸，倡導平易文風的古文運動。有宋一代，歐陽修并非古文運動的首倡領袖，在他之前，宋初柳開、王禹偁，繼后穆修、尹源、尹洙等文壇名士，紛紛以“宗經尊韓”為旗幟，致力于創興平易自然的文風，但均未成主流風氣。古文運動能在歐陽修為文壇盟主時期蔚然成風，其后經三蘇綿延至1101年蘇軾病逝，前后歷八十年而不衰，歐陽修為宋代文壇“一代宗師”之功自不可沒，但若缺少宋仁宗這位“文德之君”作“保護人”，更是不可能的。

《宋代散文研究》中說，歐蘇散文所代表的宋代散文之美，突出風格是“平易自然，婉轉流暢”。極而言之，“平易自然，婉轉流暢”何嘗不是散文作為一個獨特文體所應達成的本真的美學風格？因此，在厘定宋代散文的歷史地位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以歐蘇散文為代表，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美學的最后達成。然而，當我們論定宋代散文之大成的時候，又怎么能低估宋仁宗以一國之君，身體力行，為糾正“浮華”、“浮夸”的文風流弊所起的導向作用呢？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為歐蘇一代文人倡行平易自然的文風提供了基本導向，這對我們當下倡導的轉作風、正學風、改文風不無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