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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宏觀調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對于北京超速增長的人口,王琛絲毫不感到驚奇。

“這很正常,我老家就有好多人在北京。”對此,王琛毫不避諱。

王琛從某地級市來到北京,他告訴記者:“我親戚的孩子有好幾個大學畢業之后,都在北京打工,也沒有戶口就在這干著。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在北京的就更是多得去了,我們那是小地方,尚且這么多人,全國就更不用說了。”

來自河南省的老劉已在北京做廢品回收好多年。

“我們好多老鄉都在北京干這個,雖然說出去不怎么好聽,但比老家掙得多。”老劉說,他和老鄉大都聚集在朝陽區某城中村,“壟斷”了當地的廢品回收市場。

進京務工人員吳銘在北京呆了8年,二十六七歲的年紀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家長。當得知兩個孩子目前都還是“黑戶”,《法制日報》記者隨即問及孩子以后怎么辦,吳銘的回答很“堅定”——“繼續留在北京打工唄”。

權威數據表明,北京“十一五”前四年年均增長54.3萬人,比“十五”期間年均多增近20萬人。新增人口中70%來自于流動人口,21.7%屬于戶籍遷入。

來自北京市政府部門的一位研究人員直言不諱地指出,面對流動人口總量大、增速快的特點,目前有關部門缺乏有效的調控手段。

“從就業領域看,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務工、經商服務等經濟活動,主要在建筑、紡織、煤礦、環衛、餐飲等行業工作；從居住分布看,流動人口居住分布呈環城狀向外延伸,四城區流動人口數量在不斷減少,近郊四區和環城帶五區成為流動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上述研究人員告訴記者,在《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廢止后,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宏觀調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而對流動人口管控更大的難點在于公平、公正之辯。

面對北京市人口的急劇膨脹,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曾提出,政府對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議政府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在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的同時,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下決心淘汰一批低端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餐飲、洗浴、美容美發等企業和小百貨、小食品等各類場所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提高各類市場的開業門檻標準。

上述意見引發熱議,有人提出,“北京不只是精英們的北京,這個城市今日的繁榮離不開每個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勞動者,包括在某些人看來很‘低端’的崗位上的勞動者。他們或許卑微,但正是這樣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

事實上,早在2005年也曾發生過類似的論戰。

當年,一位北京市政協委員提出《關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控制人口規模,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平衡的建議》,并在網上訪談中認為“外來人口的素質比較低,而且外來人口無序地涌入這個城市,阻礙了城市的發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時間長了生存成了問題,有的還會鋌而走險,還包括引發一些社會問題,給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彼時隨即引來輿論一片“口誅筆伐”,被認為是“對外地人的歧視”、是欲“通過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動違反法律”。

喧囂過后,流動人口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如何遏制?

陸杰華建議,應以流動人口房屋管理為突破口,建立健全流動人口信息收集平臺,探索“以房管人”的管理機制。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模式也應由現有防范式管理向綜合性服務方向轉變,重點維護他們的居住、就業、教育、衛生等合法權益。

陸杰華還建議盡快出臺《北京流動人口管理辦法》,就流動人口管理的機構、經費、編制等做出具體規定,并按轄區流動人口規模設置流動人口管理人員的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