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級遭遇西方“圍堵戰”

“蘋果將為解決美國就業問題出力。”談及為何在美國建廠，蒂姆·庫克首先提到這一點。無論庫克是否言不由衷，對美國政府而言，這卻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工程”和“政績工程”。根據相關統計，得益于“再工業化”的帶動，僅在2011年，美國制造業就新增23.7萬個就業崗位。

無疑，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本應該屬于中國，但這并非最值得擔心的事情。羅文說，“美國在重振制造業過程中頻出的系列舉措，往往將中國作為‘假想敵’，這對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期的中國制造業構成了嚴峻挑戰。”

2012年10月10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對華光伏電池及組件的雙反仲裁結果，將對中國輸美的太陽能電池征收14.78%至15.97%的反補貼稅和18.32%至249.96%的反傾銷稅。而僅僅在兩天前的10月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憑借其豐富的想象力”，依據其“有罪推定”原則發布調查報告，以華為、中興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由，提出五項阻止這兩家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的建議。

兩起針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時間如此接近，會是巧合嗎?

“美國的‘再工業化’不是重新回到以傳統工業為主的舊經濟結構，而是對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發展戰略的修正，是利用發達國家自身在資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在新的層次和新的起點上全面提高本國工業發展的層次和水平，增強自身綜合競爭力。本質上，是重塑國家競爭優勢的戰略選擇。”

采訪中，工信部賽迪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為本刊記者分析，從近期看，這一戰略是出于緩解由嚴重失業帶來的社會矛盾的現實需要;從中期看，是著眼為經濟復蘇提供強大推動力而作出的發展布局;從長期看，是試圖掌控后危機時代新一輪技術革命主導權而進行的長遠謀劃。

問題在于，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提出，恰逢中國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因此中美兩國難免在一些產業上形成某些“交集”，構成直接競爭。

羅文表示，“在這場競爭中，美國會憑借領先的基礎研究能力、強大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優勢，率先搶占制造業制高點，加緊從技術、標準、規則和市場等方面設置門檻，通過采取各種顯性或隱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強進口控制，并在一些關鍵領域加大對我技術輸出的控制，使中國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升級的難度增大。”

事實上，美國采取上述貿易限制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一方面，包括光伏產業在內的中國新能源產業近年來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并且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場中越發占據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華為和中興通過不斷增強研發實力，已經成為世界高端信息產業中迅速崛起的佼佼者。

顯然，美國人不會容忍“再工業化”戰略剛剛啟動就遇到威脅，更不會容忍對手在自己的市場中成長起來。因此，通過頻繁制造貿易摩擦來打壓中國出口產品特別是工業出口中的高端產品，以抑制中國制造業體系的突破，便成為意料之中的選項。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的光伏企業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際，來自美國的大量跨國資本又開始蠢蠢欲動，意圖通過低價收購來‘斬草除根’。”采訪中，有專家強調，這絕不是一次簡單的貿易摩擦問題，而是中美制造業戰爭進一步強化的體現，“今后中國幾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都可能成為美國打擊的目標，通過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打壓，來抑制我國制造業體系的突破，進而遏制我國的有效崛起。”

“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羅文進一步談到，從以往的經驗看，承接國外高端制造業，充分利用好隨之而來的知識擴散和技術溢出，可以成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契機。但在“制造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的影響下，美國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加強投資及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吸引在華高端制造企業回歸，使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逆轉移”，從而減少了高科技跨國公司在中國技術溢出的機會，延緩中國制造業前進的速度，使得中國與美國高端制造技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