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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晶

●未來5年仍能保持較快發展

●人口紅利支撐作用不會消失

●經濟發展仍有充裕資本供給

●城鎮化為增長提供強大動力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對這個判斷，我們應該怎樣認識？明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如果說發展方式轉型是中國經濟的主題，那么“十二五”將是實現轉型的關鍵5年。總體上，“十二五”仍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經濟可以大有作為的5年；但就決策層而言，應更多關注轉型之緊迫及轉型之艱難，從而需要非凡的勇氣與魄力來推進改革，完善體制機制，使轉型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

從國內形勢看，“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仍能保持較快的發展。一是勞動力優勢。盡管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但“十二五”期間，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仍不會消失。二是資本優勢。未來5年高儲蓄的局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因此，仍然有充裕的資本供給。三是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增長提供強大的動力。如果說過去30年，工業化是中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那么“十二五”以及未來的更長時間，城市化將是主力。四是市場化不斷推進，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這些都會使經濟煥發出更大的活力。

從國際形勢看，盡管遭遇到金融危機，全球化的發展出現曲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不會改變，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值得重視的是，由于受到危機沖擊，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復蘇呈現出不同步的情況，二者的相對力量也在發生變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按購買力平價，到2014年，發展中經濟體占世界產出的比重將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這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那就是，中國可以積極地參與全球化的治理與區域性的合作，參與全球游戲規則的制定。與之相應地，中國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逐步改變全球的貨幣體系，這些無疑都給中國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十二五”期間，我們該如何抓住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

首先，政府要轉型，特別是要減弱增長過程中的政府性驅動。政府轉型是指要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當前來講，緊迫的任務是要減弱增長過程中的政府性驅動。首先，政府性驅動不利于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其次，對國有經濟或地方政府的依賴盡管直接效果明顯，但會帶來財政風險。因為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地方政府的負債風險，最終都由中央財政承擔。比如這次的地方融資平臺風險。第三，政府性驅動還會致使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出現效率不高，尋租腐敗等問題。

其次，改變政績評價體系。目前對于政府的政績考核，主要還是經濟指標，特別是GDP增長率。盡管加上節能減排指標，但還不足以對地方政府行為形成約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強調科學發展、經濟轉型，但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在競爭中又面臨著“速度不減，指標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戰，使實質性的轉型很難推進。因此，只有弱化經濟增長指標，考慮更多的社會性指標（比如居民收入增長率，就業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環保水平等），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政績評價體系，從而轉變地方政府行為。

第三，更加注重發揮價格、財稅機制的作用。發展方式轉型是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時，要注重發揮價格信號與財稅激勵的作用。只有資源、能源價格合理了，資源稅、環境稅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節能減排；只有勞動力、資金成本不再被壓低，才會激勵企業注重研發和技術創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稅的比重，才會使地方上不會只注重規模擴張與工業發展，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換；只有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系，使地方財政有新的支撐，緩解地方財力、事權不匹配的問題，才不會出現地方單純依賴土地財政、畸形發展房地產的問題。另外從根本上，只有打破壟斷，促進競爭，價格信號才可能更加準確，從而更好地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供給的效率。

而所有這些，都需要改革來實現或保障。所以，“十二五”期間，我國應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變危機為改革的重要契機。關于發展方式轉型，問題與答案都有了，現在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氣與魄力！（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