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線消息(記者 吳曉鈴) “揚一益二”、“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四川尤其是成都,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有過怎樣的地位?3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以《美酒金樽:引領漢晉時尚的蜀郡成都造》為題,在成都博物館舉行了講座。王仁湘以正在成博展出的“絲路之魂”文物特展中的國寶、故宮博物院館藏的鎏金銅斛由“蜀郡”制造為例,娓娓講述了一兩千年前四川的經濟繁榮和文化地位。他認為,歷史上的四川雖然交通不便,但文化的交流是暢通的,因此并不能阻止它經濟發達、財力雄厚。
為皇帝生產的酒具為“蜀郡”制造
此次“絲路之魂”展上,不僅有鎏金銅斛為東漢時蜀郡生產,新疆絲綢之路上出土的幾件精美織錦,也是來自四川生產的蜀錦,更不用提南方絲綢之路上頻頻出土的刻有“蜀郡”字樣的鐵鍤等器物,以及遠在安徽、湖南出土的成都漆器。尤其令專家們驚喜的是,故宮博物院館藏的這件鎏金銅斛,其承盤口沿下,鑄有一行62字的銘文,上書:“建武21年,蜀郡西工造乘輿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閔瑰飾。銅承旋,徑二尺二寸。”以及參與制造的各種工匠的名字。王仁湘說,正是這段銘文,為近兩千年家四川的制造業之高精提供了佐證。他介紹,“乘輿”二字最早指戰車,后專稱帝王之車,并漸漸泛指帝王所有的器物。這段銘文,簡單翻譯出來就是:四川蜀郡的銅工機構,為皇帝做了一個帶盤子的量器銅承旋。而“西工”二字,則說明當年的蜀郡不僅在城西有西工,城東還有東工。
這些能生產精美酒具的蜀郡機構,喜歡把工匠名、制造器物的時間地點都刻上去,這種春秋時開始出現的“物勒工名”制度,原本是方便管理者檢驗產品質量,結果反而形成廣告效應,吸引了皇家的采買。王仁湘說,根據全國出土的同類器物來看,很多都與這件鎏金銅斛相似,說明當年很多酒樽都是蜀郡制造。當年的工人們在交付皇家訂貨以后,把更多產品投放市場。在成都出土的漢代畫像磚上,有很多出現承旋的宴飲場面,說明蜀地富豪同樣得享皇帝同款的奢侈品。
四川從戰國開始就不落后
東漢定都洛陽,為何中原的皇室舍近求遠,非要選擇在千里之外的蜀郡定做酒具呢?王仁湘表示,這說明我們“蜀郡造”的牌子吸引力確實大,連皇宮都抵擋不住它的工藝水準。這同時也說明,四川的文化影響力當時并不落后。在王仁湘看來,在漢晉甚至更早到戰國甚至商代,四川其實都不曾落后過。“我們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其實和中原文化很有一拼,有一些甚至超過了中原文化的高度。”所以現在的川人不應該自卑。
王仁湘透露,歷史上的四川與中原的交流一直十分緊密,“武王伐紂,史書記載就帶了巴蜀人參與。到秦漢時,天府之國是大后方。秦統一中國、漢統一亂世,都是靠大后方支持。秦漢非常重視天府之國建設,這里曾經非常富裕,經濟發達、財力雄厚。”王仁湘說,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愛情成為千古美談,但很少有人知道卓文君之父卓王孫為西漢巨富。卓家是冶鐵世家,秦滅六國后將趙國富戶遷到川陜等地,卓氏一族遷到臨邛,讓這里也漸漸成為“工業開發區”。
王仁湘認為,現在我們提到四川,覺得歷史上可能因為交通不便比較閉塞,“但文化的通道始終是暢通的。或許我們現在對四川的歷史文化了解高度還不夠,但一定要擁有這種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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