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王玉星給在姥姥家住的9歲的兒子王洪鈺打電話的時候，小男孩都哭著央求要回家去住。每當這個時候，夫妻倆就不得不強忍住淚水對孩子說，“我們保證小學畢業后一定把你接回爸爸媽媽身邊。”

“洪鈺從出生后一直都沒和我們分開過，不光是他想我們，其實我們更想他啊！可是為了他上學路上能安全些我們不得不這么做。與其我們擔驚受怕的讓他每天在一邊是深溝，一邊是棗樹林的土路上騎自行車走上四十來里地，四個來回去魯安莊小學上學，我們寧愿暫時分開，因為他姥姥家村里就有個小學校在家后面。”河北省滄州市王莊頭的村民王玉星說。

王莊頭現有村民一千多人，絕大部分人以種棗樹賣棗子為生。盡管小男孩和他父母都還未習慣彼此不在身邊的日子，但是王玉星堅持一定要這么做因為去年冬天洪鈺在放學的路上騎車子掉進路邊的深溝里把脾都摔破了，住了半個多月的院。

“醫生說還好我們送醫院送的及時，不然孩子都可能有生命危險。”王玉星后悔的說。他認為除了孩子小不小心，主要的罪魁禍首還是因為村里的小學關了。

“如果我們村里就有小學校，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故？”他氣憤的說。

教育部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0年10年間農村學校的數量從440284減少到210894，減少了52.1%。而對農村的小學來說撤點的比例更高從1997年到2010年關閉的農村小學校占關閉學校總數的81.3%。

“為了應對農村學齡人口數量減少的情況，國務院從2001年開始推行全國范圍內的農村撤點并校。按照中央的要求撤并過程必須因地制宜，傾聽群眾的聲音，以保證學生就近入學。但是實際情況確是很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上級的要求一刀切，導致強行撤并事件時有發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

熊丙奇認為，為了減少教育投入，很多村小被強行撤并，盡管有一些非常有存在的必要有學生入學的需求。學生們被迫路遠迢迢的去其他的學校上學，而校車和住宿問題又沒有人給解決，增加了學生上學路上的危險性，這也是近年來校車事故頻發的原因之一。

撤點并校”政策自2001年起開始實行，十年來，我國農村中小學數量銳減了一半。盡管數量與質量之間并沒有絕對的關聯，但是急速減少所引發新的上學難、校車安全、教育不公等問題，卻再一次將農村教育的困境推到了公眾面前。

一條艱難的上學路

近年來校車事故頻發造成眾多孩子死傷，其中最慘痛的一起就是去年11月份發生在甘肅的校車事故。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小博士幼兒園一輛號牌為甘MA4975的運送幼兒的校車(核載9人、實載64人)，一輛重型自卸貨車發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兒19人)、43人受傷。

“每當我想到洪鈺從深溝里忍著疼爬出來的情景，想到下雨天土路變成稀泥地孩子們連車都不能騎、還時不時有壞人從棗樹林里冒出來像落單的孩子和家長勒索錢，我就不禁要問為什么農村孩子的上學路就得這么難？”王玉星說。

滄州是全國聞名的金絲小棗產地，六月正是棗花飄香的季節。從路上走過會有淡淡的棗香撲鼻而來，但是對于每天奔波在上學路上的家長和孩子來說，他們卻根本沒有心情去欣賞。

“魯安莊小學的墻上寫著”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一切”的紅色醒目的大標語，難道這些真的就是口號么？當年我們村小學關閉的時候沒有人事先跟村民商量，就連村長之前都不知道這事。到后來新學校的選址還是這樣，政府說定哪了，孩子就得去那里上學，不管有多遠。”王莊頭村民王樹衛說。

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高洪介紹說，目前，農村中小學數量依然存在下降的趨勢，要重點遏止盲目撤點并校現象。

“我們明確要求，要遏止住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中小學的這樣一個趨勢，特別規定，各地要根據自身的地理環境和交通狀況，以及辦學條件，要明確每一所學校的服務半徑，要把保障學生就近入學當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如果撤并學校比較多，要報上一級政府審批。凡是要撤并學校的，必須要征求群眾意見，特別是農民群眾、家長的意見，如果沒有這個程序，是堅決不允許撤并學校。”高洪說。

花在路上的時間加倍

盡管王樹衛9歲的兒子把腳脖子崴了，右腳踝腫的老高，但是由于父母沒時間送他，還得忍著疼自己騎車子上學，一天跑上好幾趟。

“有時候我真恨自己沒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學去。雖然城里也有窮人，但至少他們的孩子不用下雨天走在旁邊就是深溝的泥水里去上學。”他說。

孩子上學現在是讓村民最頭疼的事。洪鈺雖然受傷了，但他還是比較幸運的，畢竟他還有個村里有小學的姥姥可以投奔，可對于大多孩子來說，如果他們想繼續接受教育，那就不得不每天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來回四次，跑上40多里地。

到了雨季和冬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就得翻倍。

王樹衛說：“每當下雨的時候，這個路和學校前的空地就變成了小泥塘，小孩子走在里面經常鞋子陷到泥里拔不出來。小點的孩子下雨天家長就背著上學，大點的孩子自己走至少要一個多小時。所以一到雨天經常有曠課不來的。長此下去，對孩子學習肯定有影響，有的孩子受不了這份苦就干脆不念了。”

一個沉重的負擔

自從去年國內接連發生的幾起校車事故后，當地政府就不讓家長拼車雇人送孩子上學了。因為魯安莊小學沒有食堂，所以學校不允許學生在學校吃午飯和午休，這就意味著孩子每天要往返學校四趟，而家長要走上八趟。送孩子上學成了每個有學生上學家庭的沉重負擔。

對于62歲的王庭敏來說，他每天的任務就是騎著小摩托車一前一后載著他的小孫子和外孫來回在家和學校的路上。

“每天8次加起來5個多小時，時間都搭在路上了。沒人出去工作，錢從哪來？”老大爺說。

熊院長認為，撤點并校后，學生上放學距離遠的同時也給農村家庭增加了很重的經歷負擔，比如交通費、住宿費、吃飯的費用、加上搭上本應打工掙錢的時間。特別是在貧困的山區，這種負擔更加明顯。

對于那些實在沒時間接送孩子的家長來說，還沒有自行車高的孩子就只能自己騎車子上放學。在魯安莊小學上放學的路上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騎著車飛快的在土路上穿過而他們的車后座上還坐著一個年紀差不多的小孩子。

曹莊頭村八歲曹碩就是其中一個，他帶著同是八歲的曹曉萱每天一起上下學。

“學校沒有校車、食堂、不能為家遠的提供住宿，至少應該把上學的路修一修吧!我七十年代上學的時候走的就是這條路，沒想到30多年過去了，我們孩子還走在這么泥濘的路上。”王莊頭村長王樹昌感嘆的說。

“其實我們村在臨近幾個村的中間，如果把村里原來的小學校修一修重新開的話，不僅可以解決我們村孩子的上學問題，臨近幾個村的孩子上學也近了很多。我們村現在10歲以下學齡孩子100左右，加上周邊村的孩子，學生數量應該是可以保障的。”他說。

可能的解決辦法

王莊頭學生上學難的情況是很多全國1.5億多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學生上學難的縮影。在云南和甘肅等很多山區，農村學生的上學路比這還要艱難的多。

北京師范大學農村教育專家，教授袁桂林認為目前關于學生上學到底該由誰來管誰負責的責任劃分非常不明確，所以只要沒有大事故發生，沒有機構來管這個事。

“我認為在農村學校撤點并校中引入責任明確的監督機制非常必要，而且這種監督必須是上級對下級進行監督，只有這樣監督還會有實際的效力。”袁教授說。

“建議在全國范圍內盡快開展一次農村撤點并校的回訪和檢查。對于那些確實存在學生上學難的地區，相關部門應該結合當地情況給予優先解決。對于那些沒經過與村民協商、征求群眾意見就強行關閉的村小，如果學生需求強烈或者導致輟學率上升，應適當予以恢復重開。”熊丙奇院長說。

他認為不斷發生的校車事故導致學生死亡刺激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神經。政府部門必須要對學生的上學安全負責，他們的安全高于一起。合格安全的校車要盡快配備到位，只要有一分錢也應該花到教育上。同時，如果能夠滿足校車的需求應盡量減少寄宿制學生的比例，農村寄宿制學生由于寄宿條件差、管理跟不上、缺少家庭關愛，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比例較高。

對于校車，袁桂林教授提出了一個他調研的可行性方案。他建議政府在校車事情上應該充分發揮社會的作用。政府為租賃公司提供銀行貸款擔保，由租賃公司出資從汽車生產廠家購入合格的校車，再租賃給運輸公司，由運輸公司提供學生上下學的交通服務。乘坐校車的學生每月支付一定數額的費用，同時大部分由政府以交通補助的形式支付給交通公司。

“這樣既能緩解政府的購車壓力，又能使學生負擔得起，校車得以長遠運行下去。”袁桂林說。

袁教授還建議農村要綜合利用各部委下放的資源同村小學結合到一起形成文化大院。比如可以把小學校、農村書屋、農技推廣站、文化活動中心等多者結合到一起，學校白天上學，晚上這里就是村民文化生活的活動場所，有效利用現有資源。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鄔志輝認為撤并學校要審慎，要強化程序公正，根本辦法是強化程序公正，確保撤點并校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為了確保實質性參與，縣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建立聽證和公示制度，讓利益相關主體(如學生家長和村民自治組織、鄉鎮政府等)有機會充分表達自己的焦慮、主張、意見和建議。

不撤并的學校要發展，要提高教育質量。目前，我國沒有實施撤并的農村學校大多是邊遠山區的小學或教學點。村小和教學點不僅應該建設，而且應該加強教學點復式教學和村小小班化教學模式的探索與研究。

“我建議建立學區中心校總法人制度，實行村小和教學點教師“中心校管、統一使用”的政策；實施村小和教學點教師的定向培養制度、特殊崗位津貼制度和專項培訓制度，鼓勵優秀教師到村小和教學點進行合同化任教；加強村小和教學點網絡平臺與遠程信息平臺建設，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鄔所長說。

“我聽說教育部正在對農村撤點并校的政策進行調整，希望調整后的方案可以盡快實施，讓農村孩子們的上學路可以更容易一些，平坦一些，安全一些。”袁桂林教授說。

來源：中國日報 （記者 何娜）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