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

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均位于西藏阿里地區的象泉河上游，相距不過百來公里，具有相當多的共同因素。從2012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展開發掘工作，歷時三年，發現并清理出了一批土坑墓和洞式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

發掘

這兩處墓地的發掘表明象泉河上游是象雄王國統治的核心地區，也是阿里地區人口最為集中、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絲綢、黃金面具、帶柄銅鏡、天珠等大都是西藏地區的首次發現，是考察象雄時期西藏西部的文化、經濟、生活等情況的一手資料，尤其是被藏族視為神圣之物的天珠的發現具有極高的價值。

1月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學術報告廳，舉行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評審會，評審委員會要從全國考古機構推薦的數十項最新考古發現中遴選出6項重要發現，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成功入圍。此外，甘肅肅北縣馬鬃山玉礦遺址、云南祥云縣大波那墓地、山西忻州市九原崗北朝壁畫墓、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貴州遵義市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也成功入選2014中國考古新發現。

故如甲木墓地

發掘出11座墓葬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我區阿里地區噶爾縣，共發掘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包括8座象雄時期墓葬和3座吐蕃時期墓葬，其中8座象雄時期墓葬的年代距今有1800-1700年。

象雄時期的墓葬皆為豎穴土坑石室墓，發現完整的側身屈肢葬式。大型墓葬深度都在5米以上，均為多人合葬，結構復雜，存在二次或多次開挖跡象，填土層內殉葬有人和動物。高規格的墓葬很多是用橫木搭建墓頂和長方形箱式木棺。

墓內出土了絲織物、黃金面具、鎏金銅器、銀器、鐵器、陶器、料珠及大量人類和動物的骨骼等。根據文獻記載推斷，這一時期正是西藏西部象雄王國的強盛期，而根據墓葬形制、規模、出土遺物判斷，該墓地很有可能是一處象雄部族的貴族墓地。

吐蕃時期的墓葬均為小型石砌墓室，用石板封頂，側身屈肢葬式保存非常完好，出土遺物較少，主要為料珠。在墓葬形制及喪葬習俗方面，基本沿襲了象雄時期的傳統，也與青藏高原其他地區的吐蕃墓葬特征一致，說明了吐蕃在吞并象雄之后，該地區的文化得以延續。

曲踏墓地

首次發現天珠

曲踏墓地位于札達縣，距今1800年左右，隨葬品種類十分豐富，該墓地很有可能是另一處象雄部族的貴族墓地。出土的大量青稞種子和牛、羊、馬動物遺骨可以看出當時象泉河流域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經濟的繁榮。

墓主周邊擺放的彩繪木案、方形木梳、帶柄銅鏡、紡織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長方形木盤、草編器物和彩繪陶器等外來物品則反映出這一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廣泛吸收和融合的特征，這些豐富的隨葬品為研究古代象雄部族的社會生活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

這兩處墓地年代相同、地域接近，包含了相當多的共同因素，包括形制相同的箱式木棺、黃金面具、絲織品、陶器、銅器、鐵器、木器、料珠以及喪葬習俗等方面，應屬于象雄時期的同一個考古學文化，其影響范圍很可能擴展到了整個喜馬拉雅山地帶。

此外，這兩處墓地的發掘表明象泉河上游是象雄王國統治的核心地區，也是阿里地區人口最為集中、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兩處墓地的發掘，尤其是黃金面具的使用、動物殉葬、動物圖案的流行等，絲綢、黃金面具、帶柄銅鏡、天珠等大都是西藏地區的首次發現，是考察象雄時期西藏西部的文化交流、經濟貿易、生活狀況等情況的一手資料，尤其是被藏族視為神圣之物的天珠的發現具有極高的價值。

兩處墓地的發掘

對象雄王國的考古有促進作用

2014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將這兩處墓地合并為同一個項目，申報2014中國考古新發現并成功入圍。

昨日，記者聯系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仝濤，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發掘這兩處墓地的項目便是由仝濤主持的。同時，他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評審會議上的發言人，參加西藏考古工作有三年之久了。

仝濤告訴記者，這兩處墓地的年代都為公元2-3世紀前后，這個時期正是象雄王國的強盛時期，這兩處墓地的發掘對象雄王國的考古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在這之前，關于象雄時期的發現特別少，很多地方都是一片空白。通過這兩年的考古發掘，把象雄時期的面貌基本呈現出來了。”

而對于這兩處墓地的發掘價值，仝濤說道：“故如甲木墓地是迄今阿里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埋葬最為集中的墓葬群，與象雄都城（穹窿銀城）具有密切的關系；曲踏墓地是阿里地區在主動發掘中首次發現的洞式墓群，兩處墓地地域接近、時代相同、文化面貌統一，而且形式完整、內容豐富，涵蓋了當時社會物質生活的諸多方面。兩處墓地的發掘研究對建立西部考古學文化體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更是象雄文明研究的重大突破。”

“通過考察發現象泉河上游地區與鄰近的尼泊爾地區、新疆南部地區、西北印度地區和中原地區都存在很廣泛的文化聯系，具有許多共性，同時也顯示出來這個地區文化的多樣性特征，豐富了對西藏西部前吐蕃時期的文明文化的認識，也讓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時期在西藏西部文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仝濤告訴記者。（記者 習淑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