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長假一過,一場全國范圍的“用工荒”蔓延開來,隨之開始的是各個勞務需求大省之間的“搶人大戰”。然而隨著日益增長的勞工薪酬水平,仍然有大量企業難于負擔勞動力成本上的巨大壓力,那些剛剛走出校園,甚至還未走出校園的青年學子,漸漸在這場“勞動力爭奪戰”中扮演起特殊的角色……
實習生怎么比正式員工還多?
日前,記者從廣州勞動部門了解到,廣州市勞動執法、總工會、公安、建委等八部門在對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進行聯合檢查時發現,廣州市蘿崗區一家規模較大的世界500強企業的子公司,使用實習生多達1200多名,人數竟超過了正式員工,監管部門勒令其短期內進行整改。
據了解,由于勞動力缺口大和行業生產季節性因素,電子制造業超時加班情況普遍,一些企業常常通過大量聘用實習生的做法來保證生產。這家世界 500強企業的子公司有正式員工1100多名,勞務派遣工900多名,而聘用的中專、技校的實習生竟多達1200多名,比該企業正式員工的數量還多,遠遠超過廣東省有關法規的上限。
這1200多名實習生年齡在17至18周歲之間,主要是來自湖南、四川、甘肅等省的中專、中技學校三年級在校生。該企業和實習生所在學校簽訂了集體協議,但沒有明確一旦出現工傷和安全責任等情況如何處理。在企業與實習生本人簽訂的協議上,只寫明了每月正常工作的實習補貼為1030元,另有食宿補貼352元。
據相關人員透露,這些實習生經過短時間的培訓后,就立即和正式員工一樣每個月高負荷加班上百個小時,遠遠超過了《勞動法》規定的36小時。
盡管該企業相關負責人解釋說,實習生在一年實習期滿后,只要考核合格并本人同意,即轉為該廠正式員工。但勞動監察執法人員告訴記者,該企業的做法已經違反了國家勞動法規的規定,有使用實習生規避繳納社會保險、降低成本、規避風險的嫌疑。執法部門勒令該企業在短期內進行整改,減少實習生使用的數量,控制在法規規定的比例之內。(中國青年報,記者林潔 實習生 韓歡)
工廠與學校“手拉手” 價廉物美的“學生工”
“底薪1150元,綜合工資2200~2600元”。從東莞東火車站出來,就是車站所在的常平鎮最大的土塘工業區,多數工廠都直接在廠門口掛出了這樣的大幅招聘啟事,并設下現場招聘臺。但大多數展臺前并不熱鬧,“今年確實招聘難,但是最近幾年每年招聘都不容易,一年比一年難”,一家工廠負責招聘的管理層12日向記者這樣表示。
工人難招,部分需工量大的大廠子,與技校等學校“結對子”,于是“學生工”成為用工企業的一大工源。他們從事著與正式工一樣的工作,但沒有加倍的加班工資,也沒有社保等保障。
據知情人陳小姐介紹,由于招人越來越困難,工廠近兩年和各地的學校合作,每年都引進大量學生進工廠做工。“我們廠現在總共就三千來人,學生起碼有一千多人,這些學生都沒畢業,是學校和工廠直接談薪水,底薪比我們高”。陳小姐說,以前他們時薪是5元多,但學生們的工資是學校談下來的,即使是作為臨時工聘用,時薪也有7元每小時。在去年年底,經過員工們和工廠的談判,他們老員工的時薪也漲到了8元。
在陳小姐看來,學生工待遇比他們好,但事實上,工廠要支付給學生工的待遇是低于普通工人的。
王麗就是被學校帶來的學生工。2月12日凌晨上了通宵的晚班,上午休息后,她與同學也是工友出來買些生活用品。
王麗今年16歲,來自湖南安鄉一家技校,工服在他們身上顯得有些過于寬大,從去年10月開始,她和學校兩百多名同學一起以勤工儉學的名義跟著老師來到東莞,到目前為止,已經在這家工廠工作了4個月了。
“其實我們也不太知道到底我們每個月能拿多少工錢,1500元左右吧,反正工資是直接發給學校的,學校每個月扣除100元的 ‘保管費’和在工廠100元的住宿費,其余都給學校抵做我們的學費”,王麗向記者介紹,他們學校就來了兩百多人。
王麗說,4個月里,他們很少雙休,一般都是一周休息一天或者不休息,平時也經常要加班,在年前的一個月里,他們一個月加了120多個小時的班,而這些加班都是強制的,不服從就要被罰款。
“我們拿的其實比他們正式工少。我們是臨時工,每個小時只有7元錢,而且我們周末和節假日加班都是一樣的只有7元一小時,但是他們老員工周末加班都是雙倍工資,法定節假日是3倍工資。”
不難發現,工廠支付給王麗這樣的學生工的勞動力成本要遠遠低于正式員工,一方面,工廠無需給作為 “臨時工”的學生工們購買社保等,另一方面,在加班占大比例的薪酬中,他們無需支付兩倍或者三倍的加班工資。據了解,目前在這家日資企業的學生,除了王麗所在的湖南安鄉這家技校,還有湖北黃岡及云南的學校,每家學校都來了兩百到四百人,總共有一千多人。
王麗和同學們在學校需要讀3年,今年是他們的第二年,3月份他們就要返校了,“我們學校就還會有人來,不會斷的,其他的學校也還會來人”。
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像這家日資企業聘用學生工的,在東莞絕非個案,就在土塘工業區,許多家企業都聘用了學生工,由于大廠比較有能力與學校去聯系,越是大廠,學生工占比越大。(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李潮文)
“學生工”權益難獲保障
無獨有偶,去年,北大、清華等20所高校的60多名師生對一家電子企業的用工情況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家不僅用低廉的價格大量雇用實習生,而且侵犯實習生權益。
報告的編寫者告訴記者,在該企業的各地廠區,均存在大量濫用實習生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使用率竟高達50%。
這些實習生也主要來自技校和中專的二三年級學生,年齡集中在16到18歲之間。絕大多數實習生和正式員工領一樣的底薪,但幾乎所有的受訪實習生都反映沒有社會保險,生病后所有醫藥費必須自己承擔。
調研發現,實習生大都是通過學校組織進入該企業。然而,學生所學專業多是數控、激光、師范等,與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作毫無關聯。學習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線上做操控;學習數控的小輝被安排在電腦的生產線上做外殼的加工;學汽修的小于被安排去給電腦風扇貼標簽;學車床專業的小唐卻被安排在流水線上生產電腦的開始鍵……”
根據教育部有關規定:“不得安排學生每天頂崗實習超過8小時,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可是絕大多數學生都被安排加班2小時,一天工作10小時,還有超時加班的情況。
“調研還發現,不少實習生的工作強度很大,有的甚至超過了他們身體的承受能力,個別工種還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安徽籍實習生小翠剛滿16 歲,3周倒一次夜班,每次上完夜班后,她都睡不著覺。而一名在深圳工作的實習生,到深圳時有140斤重,兩個月后,體重減了將近20斤。
報告稱,該企業利用無需跟學生工簽正式勞動合同、無需為他們繳納社保的法律漏洞,大規模使用實習生,甚至強制未成年學生工加夜班。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現工傷時,學生工陷入企業、學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中。
誰在靠“學生工”牟利?
2005年,教育部要求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最后一年要到工廠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并逐步推廣學生通過半工半讀,實現部分學生免費或低費接受職業教育的模式,最終達到“校企雙贏”。 2006年,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高職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學結合,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改革人才培養模式。
可“校企雙贏”、“工學結合”的經在一些地方卻被念歪了:部分學校或勞動中介靠輸送實習生牟利。
對企業來說,實習生是最靈活和廉價的勞動力。在東莞開勞務中介公司的陳先生向記者介紹,每年的5月至11月是工廠訂單多而急的生產旺季,急需大量具備一定素質的、便于管理的勞動力,相比社會人員,實習生就是他們眼中便于管理的勞動力。
生產旺季,企業通過與職業學校、中專、大專院校合作,獲得來源穩定、大量的年輕高素質廉價勞動力。而到了生產淡季,企業則可以根據生產需要,靈活地讓學校安排時間結束實習期,不費代價地把這批勞動力送回學校,無需為這批勞動力支付社會保險費用,更不需要像解雇正式工人那樣支付經濟補償。
由于全日制學生還是學生身份,與用人單位建立的不是勞動關系,使得實習生群體無法獲得與勞動者同等意義的勞動保障,有些企業就鉆了這個空子,大量使用實習生。
對大多數高等、中等職業教育學院來說,“工學結合”、培養綜合型人才的說法可以提升學校對學生的吸引力,還可以為提高學費找到合理的借口。
盡管教育部明確規定:“不得通過中介機構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實習工作”,可在一些地方,勞務中介已經成為部分學校和企業之間輸送實習生的紐帶,他們也從實習生身上分得一杯羹。實習期間,學校會向學生收取幾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路費、培訓費、介紹費,這筆費用由學校和勞務中介分成。此外,學校或者勞務中介還按照100~800元/人不等的價格向工廠收取介紹費。
在南京實習的重慶籍學生小梁說,他們來企業實習時交給學校800元作為路費,而實際上他們坐火車硬座過來,火車票也就200多元。另一個實習生小輝說,當時他在學校上了一年半的學,交了3000元的學費,之后,學校就安排他們三四百名學生到該企業實習。來之前小輝還給學校交了5600元錢,其中4000元是學費,1600元是“安置費”。
調研還發現,學校直接送學生進入工廠實習,多數會派班主任或者就業指導老師駐廠,但他們的作用并非專業實習指導,而是充當廠方的“監工” ——讓學生可以順利地完成生產任務,不要擅自離廠等等。報告的編寫者告訴記者,據他們了解,老師可以從實習中獲得補助或者提成,提成的多少一般是按人頭算。
陳先生透露,一些職業院校的老師很樂意帶學生出來打工,“帶一個實習生,最多的,中介可給他們提成200元”。然后,中介再統一和工廠簽訂用工合同,工廠支付中介費用之后把實習生放到工廠流水線上。陳先生說,同樣的工作強度、同樣的工作時間,實習生每天的工錢要比正式員工低一半。
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黃利紅告訴記者,企業高負荷地讓實習生加班是剝削學生勞動力的行為,屬于違法行為。企業因招工困難而和學校結合,使用實習生代替正式員工,以達到規避繳納社會保險,降低成本的目的,屬于使用黑工。受害學生及其監護人可向當地勞動監察部門舉報。
廣東省政府日前發出通知,決定從今年3月1日起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并相應提高非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透露,這次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提高幅度適中,全省平均提高18.6%。在今年廣東兩會期間,就有企業界的代表委員直言,僅僅隔了10個月,廣東省就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加大了企業的用工成本。對此,有中介預測,企業會通過多招收一些實習生或臨時工來對應。(中國青年報,記者林潔 實習生 韓歡)
“用工荒”再次遇到“就業難”
發生在“學生工”身上遭遇,正以截然不同的形式降臨在應屆畢業生身上。月薪1500元的文員職位,不乏大學生搶著干;月薪2000元的搬運員,農民工未必愿意干。
記者在采訪中正巧遇到了一名來自句容的農民工找工作。“要裝卸工嗎?”“天地華宇物流公司招人,月薪2200—4000元。”“在哪工作?”“江寧谷里街道。”“太遠了,不去。”盡管這份工作不僅包吃住,住的還是帶空調的房間,農民工還是掉頭就走。
來自安徽滁州的郭玉林說,他能吃苦,但低于2000元一個月他不會干,“現在物價太高,在南京租間房子得好幾百元呢,我還要養家糊口,反正也不愁找不到工作。”
南京煙波漁港奧體店負責招工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原本打算招二三十號服務員、收銀員,來市場招了半個多月,結果只招到七八個人。”據了解,眼下電焊工、瓦工、木工等日工資已達到120至150元,搬運工、裝卸工等重體力工種的月工資都在3000元以上。
隨后,記者來到一家為大學生介紹工作的中介,他們提供1000多個針對應屆大學生的崗位,薪水普遍在1200元。南京農業大學大四學生徐譽學的是會計專業,有會計證,在仔細看完中介所提供的崗位信息后,她終于發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是一家公司招聘文員兼出納。
“我對薪水要求不高,1200—1500元就行,如果公司不包吃住,我也能自己解決。”南京經濟貿易職業技術學院大四學生郭紅影說:“現在關鍵是找個崗位,等自己積累了工作經驗,再來考慮工資。”
南京一家環保設備公司有關人士表示,現在都是按崗定薪,而不是看學歷論薪。比如,售后服務和銷售崗位,不管是大學生還是農民工,工資一律實行底薪加提成。一個農民工如果技術好、業務強,收入比大學生高是正常的。(南京日報,記者肖姍)
轉型背景下談“用工荒”
“用工荒”在目前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大背景下,還將在一定時期內存在。業內普遍認為,“用工荒”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對勞動力的搶奪,將倒逼沿海地區加快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從而根本上破解“用工荒”。事實上,包括溫州、義烏、東莞等在內的諸多沿海城市,這些年都在積極探索產業轉型升級之路,但步伐緩慢。
加薪治標不治本
“今年溫州地區用工缺口估計在35萬左右,整個浙江省將達70多萬。”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隨著溫州企業的不斷發展,加上湖北、重慶、四川等中西部地區對勞動力截流,東部地區勞動力緊缺的狀況將愈演愈烈,預計未來四五年這個問題都會比較嚴峻,尤其是沿海地區。
針對“用工荒”問題,企業用盡渾身解數,普遍的做法是加薪留人、吸引人來。“人口紅利逐漸勢弱,勞動力市場由買方市場轉向賣方市場,買方市場必須通過提高勞動力價格來獲得勞動力。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劉易斯拐點’,廉價勞動力時代即將結束。”周德文指出。
然而,在他看來,近70%的企業為員工加薪是被迫無奈,利潤過薄,加薪無疑是雪上加霜。“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與營銷創新等,既能提高產品質量還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并最終擺脫 ‘用工荒’、‘加薪潮’的影響,企業得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與發展力。”周德文說。
事實上,不少東部沿海企業已經在自主創新這條道路上嘗到了甜頭。“今年我們將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進一步提升產品附加值。”上海鼎天紡織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潘申洪指出。據介紹,自堅持自主創新以來,該公司的訂單量明顯增多,預計今年將增長50%,其中30%來自歐美市場。
這家定位高端時尚產品的面料企業,近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場舉辦的新年首場大型招聘會上,成了受到求職者追捧的香餑餑,當其他展位還在為招不到人愁苦時,潘申洪一個上午就收獲了100多份簡歷,盡管他們這次一共只招12人。
產業轉型談何容易
加快產業升級轉型被業內視為破解沿海地區 “用工荒”的根本之道,然而,對于大部分企業來說,轉型談何容易。
“這些年來,溫州一直在探索產業升級轉型之路,但步伐緩慢。”周德文說,“用工荒”現象確實能夠為加速產業轉型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對于大部分中小企業而言,升級轉型都還比較困難。
“升級轉型需要技術的支撐、人才的支撐,目前大部分溫州中小企業還在求生存,根本不可能去轉型,不轉還能勉強生存,一轉可能很快就死掉了。”周德文指出,目前傳統產業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通過升級轉型被淘汰掉,估計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溫州傳統型產業還是會長期存在,政府對中小企業要正確科學地引導,不能盲目要求其轉型升級。
在周德文看來,提升比轉型更重要。“溫州市政府極力鼓勵企業走向產業聯合,引導龍頭企業整合中小企業,只有擰成一股繩,才能具備抗風險的能力。”他指出,在整合的基礎上實現行業提升,增加自動化程度,引進國外流水線,這樣才能節省勞動力,提高產品技術含量,使企業更具競爭力。
他認為,升級是為更好地轉型,有條件通過整合升級的企業可以適當轉型,培育新興產業,拉升產業鏈,從而減少勞動密集程度,減少用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張娟娟)
使用“廉價”的“學生工”作為“用工荒”時期壓制成本的“替代勞動力”,絕非解決當前轉型背景下勞動力需求的正途。同時,無論是“學生工”還是農民工,他們作為勞動者都應該獲得應有的權益保障。
來源:半月談網 (記者 林潔) 編輯:楊鑫 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