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職場心理健康調研報告》顯示，職場個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機關排名倒數第一，排名倒數第二的是民營企業(5月20日揚子晚報)。

這是一個看似矯情的結果。就在2012年11月，《小康》雜志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公眾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職業”的調查，最終的結果是，公務員高居榜首。從最高到最低，巨大的落差從何而來？

首先，這次調查共對9072名受訪者進行了調查，其中2.7%為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科研人員，且所有受調查者中74.8%為30歲及以下的年輕人。公務員的“幸福溢價”與自身所處階梯層級有著很大的關系，其薪資晉級體系遠非企事業單位能比。換言之，30歲以下的公務員也許與30歲以下的企業員工差距不大；但如果時光前進十年，40歲左右的公務員與40歲左右的企業員工，還能坐在一家咖啡館喝茶聊天嗎？

其次，盡管我們看到公務員自身的幸福感認同較低，但對“組織幸福感”認同很高。這是社會對其身份的尊重與推崇，有益于自我價值的實現，甚至在熟人規則之下，某些時候會成為辦事中的潤滑劑與硬通貨。那么，其實可以這樣理解，公務員自身幸福感的低認同，更多是對工作不被理解與體恤的憂憤，而并不是生存語境上的“不幸福”。

再次，在行政構架中，公務員薪資福利、津貼補助、發展前景，乃至于工作壓力，都會有類似于“論資排輩”的潛規則在作祟，于是，越是年輕的公務員壓力越大、責任越多、瑣事越雜，這也是“臨時工”最容易背黑鍋的根源。權責利體系失衡，最底層的公務員自然就容易“最不幸”。從這個意義上說，年輕公務員的抱怨，未必沒有道理，也未必不是實情。

此外，我們還得看到，在精英化的公務員群體中，價值預期顯然要高于普通工薪階層，當最優秀的一撥人拼命往公職上擠的時候，他們對自身價值的估算，與社會對公職崗位的期待，顯然不是一個概念。正視公務員的“低幸福感”，既在于建立官民之間的溝通渠道，更在于打破“輩份論”的行業格局，祛除公權魅影、還原服務本意。(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