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原《南方周末》記者在上海的生存現實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黃廣明5月底辭別《南方周末》來到《上海僑報》時，沒料到自己告別的不僅是一張深愛的報紙，也告別了曾經作為職業記者的新聞理想。
綜觀《南方周末》到上海的記者，如陳濤、楊海鵬、余劉文、張平等，大都已成滬地新創媒體的主力骨干，普遍斗志昂揚，新聞理想猶存。
只有黃廣明悄無聲息地蟄伏在《上海僑報》，這是一份名不見經傳的報紙。黃廣明不愿多談他目前在報社的情況，但他卻希望記者幫忙聯系廣告版面。
“華中地區你跑得多，遇到熟悉的開發區，幫忙談談廣告，整版6萬，最低可打5折，提成還是不錯的。”黃廣明說：“報社沒有硬給我創收任務，關鍵想掙點收入。”
第一次聽到南方周末的資深記者談經營創收，多少讓人難以適應。
9月6日，記者在和黃聊天時又談到了做廣告的話題，他感慨地說：“在上海，生存是第一位的。”
現在，《上海僑報》是黃廣明作為一介落魄書生，在上海灘惟一掙錢謀生的平臺。
像許多打工記者一樣，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的黃廣明不甘在《湖北法制報》虛度時日，1999年到《南方周末》做記者，一腔正義滿腹熱情，幻想改變現實。但到頭來發現，做新聞不過是用自己的青春在賭明天，除了留下幾篇稿子可圈可點外，幾乎沒有什么改變。
“所以我現在比較現實，要適應，適者生存！”
9月8日上午，黃廣明在電話中突然告訴記者：“已向報社遞交了辭職報告，主要是處理不好復雜的關系。”
現在，黃廣明和他剛到上海的愛人一起，又開始為新的工作而奔忙。
趙世龍的危險來自何方？
近段時間，全國很多記者都牽掛著趙世龍的安危！
35歲的趙世龍，現為羊城晚報機動部記者。他在廣州已做了整整10年的打工記者，因其眾多有影響力的報道而聞名，是打工記者中罕有的功成名就者。可就在8月初，趙世龍卻在“記者的家”網站上發了可能遭受迫害的呼救貼：
“面臨著人身安全無法保障的問題”。“本人在廣州素與人為善，如遇不測，定為長洲戒毒所所長羅賢文所為。”
今年3月，趙世龍領銜報道了廣州長洲戒毒所“將戒毒女強行賣與雞頭被迫賣淫”的黑幕。
就在央視《新聞調查》播出《阿文的噩夢》之后，7月30日，參與販賣戒毒女的所長羅賢文，竟然以“誹謗罪”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趙的刑事責任。
9月7日晚，趙世龍告訴記者：“我做記者10年來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視《新聞調查》都報道了，他們還敢這樣囂張，公開和暗地威脅我。”
據趙世龍介紹，最近一段時間，頻有搔擾電話找他，有的還威脅說“難道你就不擔心你以后的安全嗎？”
趙世龍意識到了自己身為打工記者的危險處境，決定出去避難：“我最近決定出去躲躲，權當云游四方吧！”
“中央電視臺和新華社的記者揭了這么多黑幕，有記者輕易被告的嗎？”趙世龍苦笑：“我是在流浪中找新聞理想的人，多年來一直過著沒有戶口、沒有工作檔案、沒有固定住所的‘三無’記者生活，甚至連正牌記者擁有的記者證都沒有，靠報社發的工作證采訪。”
秦斌：記者是吃青春飯的
9月7日下午，秦斌終于離開了《楚天金報》，在武漢天河機場登上飛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無比輕松，他此行是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攝影專業。
26歲的秦斌，辭職赴北影深造的目的是為遠離記者這個行業，這與幾年前他在武漢大學為做攝影記者而苦學專業的初衷背道而馳。
秦斌告訴記者：“北影畢業后我想開個人影樓，或者學DV玩玩記錄片，不會輕易再去做報社記者了。”
秦斌在《楚天金報》做了一年攝影記者，之前在《新經濟報》做了半年。初到報社時，秦斌在報社不愿花錢買好相機的情況下，自費買了一部佳能5點對焦的專業相機，加上必配的鏡頭算起來有兩萬多，但直到現在離開報社，也沒有得到補償。
“這部相機都用得差不多了，一年來的工資收入只能滿足日常開銷，幾乎沒有節余。”秦斌說。
此次北影的學費對秦斌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秦斌自己算了一筆帳：“學費每年10000元，再加上每月租房和生活等費用至少要2000元，兩年下來就是7萬。”
秦斌的父母是普通工人，5年前就退休了，為籌集高昂的學費，兩個老人很費了一番腦筋，但他們就是支持秦斌離開報社。兩位老人覺得“讓孩子在報社混沒有指望。”
和報社正式員工相比，秦斌的確什么都沒有，醫療、社保、住房公積金等，想都不敢想，報社也一直未與他簽正式合同，他只是眾多記者中的一員。
“誰知道什么時候報社就把你給開了。”秦斌說：“記者的流動性太大，大家都沒有任何穩定感。”
秦斌供職的報社是日報，記者深夜加班到兩點是家常便飯。秦斌雖然每天都玩命地工作，但工作以來還從未生過病。可越是這樣，他心里越不平靜：“說不定哪天就倒下了，到時候只有叫天去！”
所以，秦斌不愿再繼續這種酸楚的打工生活，他的理由很簡單也很真實：“記者是吃青春飯的，記者干不了一輩子。
（來源：21世紀人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