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獨特經歷填補了這個空缺，所以有許多家瑞士媒體雇我為他們寫報道，這份工作一直持續到1983年。”博勒說到。

那時候在北京的外國人特別少，博勒幾乎認識他們每一個人。

“我們是那時候僅有的幾個外國記者，工作不算太累。”博勒說。

“我們可以挑選自己報道的主題，比如跟蹤日常生活發生的變化，或者專注于北京商品市場的變化。”

博勒見證了中國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經歷的歷史巨變。他那時采訪了中國第一位個體裁縫和第一位個體餐館老板，還到安徽和四川去采訪退出公社制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農民。

他還報道了坐落于北京的中國第一座四星級賓館，以及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現在他還保存著那時撰寫的關于張海迪的報道的簡報。張海迪不畏身體的殘疾，自學了多門外語，目前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

博勒也見證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帶來的沖擊，它給數百萬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中國那時候幾乎已經到了谷底，”博勒說，“那一段日子讓人難以置信，不可思議。”

博勒回憶稱，當1977年人們知道鄧小平可能會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時候，似乎一起松了口氣。

“人們自發的聚集到街上慶祝這一時刻。它們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掙扎，那種感覺就像是在一場惡夢中醒了過來，到今天我都記憶猶新。“博勒說道。

鄧小平在1978年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啟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博勒說他認識的每一個人都因此對鄧小平贊賞有加。

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一直貫徹到今天，使這個國家可以取得快速的經濟增長。 “當然，能夠紀錄這一段歷史讓人十分激動，”博勒說到，“它使得中國變成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實驗室。”

“當我給你講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我忽然意識到，和今天大多數西方媒體報道中國的方式相比，我們那時候有著更多的好奇心，意識形態色彩也弱得多。”

博勒認為，西方媒體之所以在報道中國的時候采取更為批判的態度是因為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的改變。

“所以西方的媒體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強調意識形態的差別，這更多帶有的是傳教士色彩而并非出于對事實和嚴謹報道的堅持。”

他認為中國對于外國媒體應該采取更為輕松的應對態度。

“讓他們親眼看看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他說到，大部分人如果一旦真的到過這個國家之后，往往會改變之前對這個國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