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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在線消息：“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適當提高話語權”，2006年8月23日，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亞當斯(Timothy
Adams)的鏗鏘一言，將這個提議再度拋到臺面上。作為IMF權力份額最大國家的美國，她突如其來向中國經濟示好讓人頗有些意外。但IMF已經點頭，定下了即將于9月18日在新加坡舉行的IMF年會上的這個議事日程，讓中國、韓國、土耳其和墨西哥四國擁有更多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這意味著IMF的多國“大合唱”中，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聲部將迅速增強，而傳統的“西方”聲部則相對轉弱，以至于美國媒體這樣形容：IMF要做整容手術了。
“這是布什對華的‘胡蘿卜’外交，”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蓋瑞·豪夫鮑爾(Gary Hufbauer)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布什政府在剛上任的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的領導下，希望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以換取中國在開放其金融市場和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更加靈活的策略。”
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戈夫(Kenneth
Rogoff)則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采訪時提出了這樣的擔憂：“不幸的是，由于歐洲國家的重重阻力，在新加坡年會上投票權重新分配的幅度不高，就象付出一筆比例很小的預付金，而距離最終需要改變的數額還十分遙遠。IMF的代表權應該反映全球各地區經濟實力的比例。按照這一衡量標準，歐洲目前所占的份額太大了，而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迅速，在IMF的投票權則不足。”
IMF執行總裁、前西班牙金融部長羅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9月5日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專訪時說：“亞洲國家投票權的提高并不意味著歐洲國家會面臨權力流失。我的祖國西班牙，還有愛爾蘭，經濟發展迅速，并不存在這個問題。至于德國和法國，它們相應的投票權份額將在未來進一步討論。歐洲國家是作為一個整體被對待的，從數字上看，它們整體的投票權并沒有明顯的損失。”
·美國向中國送出經濟“胡蘿卜”
早在2005年末，美國經濟學家就預測，2006年對中美經貿關系是個難熬的年頭。雙邊貿易逆差繼續拉大，目前已經突破2千億美元；人民幣繼續升值的壓力在華盛頓還不時會升高；放眼國際政局，中美在全球能源、伊朗和朝鮮核問題上，往往身處不同的戰壕，讓很多國際觀察家們為中美關系捏著一把冷汗。然而，布什政府正是選在這個多事之秋向中國拋出了“經濟繡球”。
“布什政府希望借此將中國拉到談判桌前，鼓勵中國更多地參與世界事務，成為IMF中更有責任感的成員國。同時，華盛頓也希望從北京得到某些回報，比如重新評估人民幣對美元的現行匯率，”來自華盛頓經濟政策協會（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羅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如是說。
雖然很多經濟學家都認同布什對華的“胡蘿卜”外交，但包括斯科特在內的批評家則說：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車之鑒已經證明了這一招在中國身上行不通。
“我們曾給予中國在WTO的入場券，只要他保證會遵守國際貿易規則。然而，事實證明，中國并沒有履行它的承諾，”斯科特說。
羅戈夫反對這一說法，認為加強IMF在亞洲的分量可以讓IMF更加有效地保障全球經濟增長和穩定。羅戈夫說：“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從根本上講是極其健康的，尤其是兩國的互惠商貿往來頻繁。在雙邊關系如此迅速的發展中，一些誤解和緊張會伴隨而生，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
在羅戈夫看來，即將啟程趕往新加坡主持年會的IMF總裁拉托已然公開表示，愿意將此事列在議事日程的首要位置，給予亞洲更多的發言權。
“我不清楚中美兩國關系如何不穩定。但是在國際關系中，他們總是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任何國家間都是如此。我也不確定布什這樣做為的是推動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我相信，中國在IMF投票權的增加反應了目前世界經濟的結構，對整個國際貨幣體系是有好處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國際商業教授楊家文博士應和了羅戈夫的看法。
楊家文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中國已經在穩定全球金融體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她穩定金融局面的作為得到了很多國家和國際金融組織的信任和贊揚。美國支持中國提高IMF話語權的立場是在暗示：美國承認了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地位和角色。
·歐洲不痛快
IMF目前的投票體系基本上由兩部分組成，每個成員國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權，以及根據各國所繳的基金份額所得到的加權投票權。加權投票權與各國所繳份額成正比，而份額則根據一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經濟發展程度、二戰前國際貿易幅度等多種因素確定。
自1944年成立以來，IMF的權力組成就沒有發生過太大的變化，發達國家在投票權分配上一直占絕對優勢，2005年美國占17.14%，日本占6.15%，德國占6.01%，法國和英國各占4.96%，西方七大經濟強國共占有45.4%的投票權，發展中國家在整個決策過程中更像一個“看客”。
按照楊家文提供的數據，IMF目前的改革提議是將中國在IMF中的基金份額上限由63億6千9百20萬特別提款權提高到80億9千零10萬，增長將近27%。中國的投票份額也將從不足3%上升到3.75%。此消彼長，日本，尤其是歐洲國家，會因為中國的投票權上升而相應下降，歐盟傳統的富國，如德國、荷蘭、比利時和斯坎迪納維亞國家尤其會成為這一改革的輸家。
“如果中國在IMF的權力增長按預期實現，加上日本和歐洲份額的相應下降，在未來的IMF中，中國和日本的分量將十分相似，和歐洲主要國家德國、英國和法國也幾乎可以并駕齊驅了，”楊家文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楊家文認為，這一變化并非意味著立即在短期內增加中國真正的投票權，但它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發展中國家應該在IMF中更有影響力。當然，這會使得發展中國家在整個世界金融體系中更有話語權，反應世界經濟體系的動能變化，應該為各國接受和歡迎。
但是，要將自己手中的既得權力拱手讓出，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國國家銀行總裁埃克塞爾·韋伯（Axel
Weber）就警告說，在9月的IMF新加坡年會上，他反對歐洲國家對未來的權力重組做任何預先的讓步。
“日本和歐洲一定會使勁拖IMF改革的后腿，它們的借口是，改革會阻礙其正在進行中的經濟運作。日、歐還會批評美國對中國的支持，甚至會向美國要求，在一些重要決定中保持他們享有否決票的權利，”豪夫鮑爾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預測說。
羅戈夫則認為：日本人不會成為這一改革的阻力，只要他們所得的份額與其在全球的經濟比重相稱。歐洲國家則有一段艱難的日子要熬，眼睜睜地看著手中的投票權縮水。但是，他們必須意識到，更加平衡的IMF將能更好地幫助他們解決目前存在的經濟問題，有助于他們和世界各國攜手并進。
其實，歐盟內部對此事也有分歧。經濟發展較快的愛爾蘭和西班牙實際上能從華盛頓正在推動的權力重組中得到好處，受損失比較嚴重的可能是德、法等老牌強國。因此，歐洲一些經濟學家們批評歐盟不夠團結，不能在IMF中用一個聲音說話，并提議將所有歐洲國家的選票集合在一起，以歐盟整體的名義在IMF中行使權力。但韋伯表示，現在談這一步似乎為時尚早。歐盟仍需要在政治上進行進一步整合。
“投票權份額的重組在我看來只是IMF的次要變化，它是否會成為內部結構的根本沖擊還要看進一步的討論。在著手目前的改變時，我們希望能進行第二輪更深入的討論，那時才會真正涉及歐洲國家的相對份額分配，”美國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對《華盛頓觀察》周刊這樣表示。
然而，羅戈夫已經看到了類似聯合國改革那樣積重難返、相互掣肘的問題將在未來的IMF改革中重演。各國將因為代表權的多寡產生利益摩擦。但他同時指出，相對于聯合國改革，IMF投票權的重組應該更加直截了當，因為大部分國家都有這樣一個強烈的共識：要讓全球金融體系順暢地運作。
“IMF的新加坡年會只是這一漫長改革過程的開始，要真正實現這一改變恐怕要5年到10年的時間。我預計，這些新興發展國家的投票份額將會隨著國際經濟現實而緩慢改變。但在今后幾年中，我們很難看到IMF因此受到本質性的影響和沖擊，或是國際金融體系管理態勢的改變，”羅戈夫總結說。（來源：《華盛頓觀察》周刊
編輯：陳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