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士海
印度總理瓦杰帕伊的訪華是中印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雙方發表的《兩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是一份指導未來雙邊關系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表明了中印關系正在朝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更加務實的方向發展。如果宣言的內容得到認真的履行，中印關系不僅會保持穩定、健康的發展，而且將真正進入全面合作的新階段。這不僅對兩國人民而且對人類的和平與發展都是一種巨大的貢獻。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印關系雖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種冷和平的狀態，但是雙方之間從來就沒有建立起相互信任感與安全感。影響兩國建立互信關系的因素除了西藏問題、邊界爭端和中巴關系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彼此對對方的看法。由于兩國之間長期缺乏交流和對話，可以說彼此互不了解，于是都對對方產生了許多不正確的看法和誤解。
國際關系中克服互不信任和心理沖突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不能克服這種心理上的障礙，中印關系的未來發展就可能仍處于不穩定和脆弱的狀態。此次發表的中印聯合宣言可以說是雙方建立的一種信任措施，兩國承諾互不為威脅，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在一定意義上，這相當于兩國之間的一種“非戰協定”。然而，歷史的經驗教訓不能忘記：50年代中印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幾年之后，兩國卻在邊界地區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軍事沖突。這表明，國家之間的關系僅僅依靠宣言、聲明、原則、甚至協定的東西就可以高枕無憂地保持穩定、健康的發展了。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況下，任何已經建立的信任措施或達成的原則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執行。
中印之間如何實現宣言中所確定的長期的建設性合作的伙伴關系？本人以為雙方首先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建立互信關系。
一、摒除“強鄰為敵”和“一山不容二虎”的傳統地緣政治觀念。
地緣政治對國家關系的影響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客觀現實。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中印關系不可避免也要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印度歷史上有“強鄰為敵”的曼荼羅（mandala）理論,即外交圈理論，認為國家關系中“鄰國是天然的敵人，而敵國的鄰國則是天然的盟友”。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山不容二虎”和“遠交近攻”的觀念。這些古代處理王國之間關系的觀念在當代仍有一定影響，譬如兩國都有分析家認為，兩個同時崛起的相鄰大國必然成為戰略競爭對手。預言“亞洲會出現印中之間爭奪最高地位的爭斗，由于中印之間勢力范圍的重疊和兩國成為世界舞臺上的大國的決心而使它們的沖突不可避免。” 如果中印都將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這種觀念之上，那么兩國必定互相猜疑和戒備，而且對對方的意圖和能力做出最壞的估計，于是形成互相威脅的觀念，進而陷入安全困境。在全球化已經獲得迅速發展、國際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革的當今時代，上述看法顯然是一種狹隘的、陳舊過時的觀念，而且并不符合當今國際關系的實際情況。事實上，世界上大多數的相鄰大國雖然存在著分歧乃至競爭，但是都能和睦相處和相互合作，為什么偏偏有著2000多年友好交往歷史的中印兩國就注定成為戰略對手或不可避免要發生沖突呢？
中印沖突不可避免觀念最大的問題是，這種觀念只看到了兩國競爭的一面而忽視了兩國在更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另一面。中印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的因素，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國必然要走向對抗和沖突的道路。兩國關系的走向最終還要取決于兩國的根本利益和國家政策。競爭并不可怕，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當今世界，競爭無處不在，關鍵是要使這種競爭克服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之成為一種可以管理的、健康的競爭。
中印雙方在安全領域既具有重大的共同的利益又互有需求。國家的對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內諸多因素的制約，中印兩國也不例外。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印度首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和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國與印度都制訂了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但是龐大的人口、復雜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的觀念決定了兩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異常艱巨復雜的過程。現代化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社會、政治上的嚴峻挑戰，類似種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以及社會動蕩等國內安全問題將更加突出。為了最大可能地把精力和資源致力于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兩國不僅需要保持國內社會、政治的和諧與穩定，而且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周邊安全環境。歷史表明，地理接近的國家，如果相互合作，使它們獲得的利益更大，如果彼此對抗，則帶來的災難也更大。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之內，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具有壓倒性的戰略需求是本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這是兩國最根本、最重大的國家利益所在。這種具有壓倒性的戰略需求將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著兩國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上的沖突。
中國和印度的共同利益還在于兩國都希望保持亞洲的穩定，兩國都是大量進口石油的國家，保證石油的供給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關系到兩國生死攸關的重大利益。印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它不斷增長的海軍力量使其有能力控制印度洋上的海上通道，由于大部分來自波斯灣的石油供給需經過這里，這就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石油安全。兩國在本國的安全方面也互有需求。從印度方面說，與中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可以防止其對手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亞中小國家尋求中國的支持與之抗衡。對中國來說，與印度保持睦鄰友好，將會避免敵對國家利用印度制衡中國，避免印度在西藏和臺灣問題上給中國制造麻煩。中印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存在著更多的共同利益。兩國在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打擊毒品、武器走私，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都需要相互合作。如果說中印之間可能在地位和政治影響方面存在著競爭的話，那么兩國對自身的發展和安全環境的關切無疑要遠遠大于這種競爭。
另外，中印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合作將對兩國的戰略競爭起到強大的制約作用。冷戰結束以后，地緣經濟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經濟利益的日益融合使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越來越深，相互依存對國家之間的意圖和行為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從而使安全合作成為可能。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印兩國開始的經濟改革為兩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活力, 中國和印度在21世紀中期都將成為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兩國都是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這對對方來說無疑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最直接和最有吸引力的利益，因為這對本國的發展和繁榮有著重要的影響。無論是2002年中國總理朱镕基訪問印度，還是2003年瓦杰帕伊總理訪華，兩人都帶去了龐大的企業家隊伍。這表明兩國都非常看重對方這個投資和貿易的巨大市場，以更加務實的態度發展雙邊關系。
二、用新的安全觀取代均勢理念。
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一旦形成相互威脅的觀念，可能就會采取均勢（The balance of power）戰略，一是針對構成威脅（即使只是想象的威脅）的國家增強自身的軍事和戰略能力，二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軍事聯盟或借重外部的力量相互制衡。在互不信任的兩國關系中，一國之所以形成受到另一國威脅的觀念，往往是因為該國只看對方的能力而不管它的意圖如何，即使對方發展軍事力量或戰略威懾力量只是為了防范第三國，根本沒有針對它的意圖，但也會引起它對對方采取針鋒相對軍事準備。由此又有可能在更多的國家之間引起一種連鎖反應式的軍備競賽。
作為亞洲兩個獨立的、歷史上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和兩個人口、政治、經濟大國，中國與印度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代，無論是在文化方面、還是在政治、經濟方面在東亞和南亞都有著廣泛的影響，東南亞則是兩國影響交會的地區。南亞和東南亞分別是印度和中國具有重要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地區。印度歷來排斥任何區外大國涉足南亞事務，而中國也對外部勢力進入周邊地區高度關注。長期以來，印度對中國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以及緬甸發展關系感到不安、甚至懷疑中國利用這些國家包圍印度。而中國也密切注視著印度的“東向政策”，印度與某些東亞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關系。隨著中印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對市場和能源的需求的增加，兩國都需要更大的經濟、安全和戰略空間，因此，兩國之間的互動也將從過去的此地區擴展到更大的范圍，例如東南亞、南亞、波斯灣、中亞和印度洋。在缺乏互信和安全合作機制的情況下，中印之間的互動很可能表現為競爭、甚至是相互制衡的關系。
美國為了保證其在全球安全事務的主導權，防止亞洲出現任何大國或大國聯盟對其支配地位構成挑戰或威脅，必要時很有可能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正在崛起的巨人實施分而治之的戰略。由于中國發展得更快，美國的一些戰略分析家主張利用印度遏制中國。印度也有一些分析家主張借重美國的力量遏制中國或對中國構成戰略壓力以迫使中國在一些雙邊問題上作出讓步。如果印度與美國結盟遏制中國，必然會迫使中國采取反遏制政策。這種相互制衡政策的結果將使雙方陷入“安全困境”，從而進一步惡化兩國的安全環境。中國與印度必須認識和接受這樣一種現實，即兩國的崛起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如印度外長辛哈先生所說的“中國與印度的繁榮和強大都是不可阻擋的，兩國的強大不是任何國家，包括對方所能遏制或嚇倒的”。中國和印度都應當以寬容和正常的心態對待對方的崛起，尊重一個與自己有著同樣的歷史遭遇并努力把自己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強大國家的合理愿望。兩國“和則雙贏，斗則兩傷”。沒有中國和印度的合作，亞洲世紀只能是一種空話。
中印之間合乎理性的政策選擇是摒棄均勢理念和相互制衡的戰略，通過樹立新的安全觀即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來實現本國的安全。這種新型安全觀應當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和謀求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中印兩國之間，或者通過同其他有關國家一起，逐漸創設、培育和形成一個雙邊或多邊的安全體制，只有如此才能緩解乃至避免兩國陷入安全困境。除了建立信任措施之外，中印之間還應當通過加強軍事交流和安全對話機制消除疑慮、增加互信。中國與印度都需要認識到兩國之間的分歧和競爭并不排除尋求共同利益，需要將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局限在不致引起對方嚴重的不安全感的范圍內，還需要在維護自身的合理利益的同時，尊重和理解對方的合理的安全關注。在對方高度關切的一些問題上，如臺灣問題和中巴軍事合作方面，雙方都應當更加敏感，避免引起對方的猜疑。
三、消除邊界問題上的誤解，公正合理地解決邊界問題。
邊界問題是中印關系惡化的直接起因，也是長期困擾兩國關系順利、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邊界問題不僅涉及到領土爭端，而且關系到民族的尊嚴和人民的感情，因此最易引發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導致沖突升級或關系惡化。由于中印雙方對實際控制線的走向存在著分歧，雙方邊防人員不時發生一些小規模的摩擦和沖突，1987年甚至出現了一次危機，由于雙方政府采取了克制的態度，危機最終得以化解。90年代，兩國為了避免邊界沖突的再次發生而建立了一系列的信任措施。1993年印度總理拉奧訪華時兩國簽訂了《維持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和平與安寧協定》。根據這項協議，雙方一致同意通過政治對話的途徑和和平友好的方式協商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并許諾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1996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印時雙方又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目前兩國建立的信任措施主要包括：削減邊境的軍事力量；軍隊指揮官之間保持“熱線”聯系；邊防人員定期會晤；禁止在商定的區域進行特定規模的軍事演習；部隊調動和軍事演習預先通知對方；防止侵犯對方領空事件，一旦發生應協商解決，等等。目前，雙方正在進行實際控制線的核實工作，在較少爭議的邊界中段地區還互相交換了樣圖。雖然經過核實和雙方確認的實際控制線并非兩國將來的邊界線，但是這將有利于減少雙方的摩擦和沖突。
為了使邊界問題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中印雙方首先需要正視歷史事實，消除在邊界問題上的一些誤解。最近發生的邊界風波也說明了消除誤解的必要性。印度民眾以及一些媒體對邊界爭端并不真正了解，認為中國侵占了印度阿克賽欽地區38000平方公里的領土，堅持“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1962年邊界沖突的起因一些印度學者做出了不符合事實的主觀臆斷，認為是中國背信棄義，“從背后捅了朋友一刀”，甚至是中國為了爭奪對第三世界的領導權而精心策劃的陰謀。這些看法對未來中印關系的發展無疑極其有害，對今后兩國互諒互讓地解決邊界問題可能會形成障礙，甚至制造后代人對中國的仇恨心理。
眾所周知，中印邊界歷史上從未正式劃定，但是存在著一條傳統習慣線。中國歷屆政府都不承認1914年“西姆拉協定”中由英國殖民主義者單方面劃分兩國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50年代初期，印度的準軍事部隊不斷向前推進，占領了傳統習慣線以北和“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印邊界從未劃定，兩國應當尊重歷史和現狀，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但是尼赫魯政府卻認為邊界已經劃定，拒絕談判。1960年又開始實行“前進政策”，在傳統習慣線以北中國一方建立軍事哨所和據點。1959年中印邊防人員在實際控制線東段和西段發生了交火事件，為了避免沖突升級，1960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和陳毅外長前往新德里與尼赫魯總理會談，做了避免沖突的最后一次努力。
由于尼赫魯政府拒絕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主張并實行了不斷蠶食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結果導致了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邊界沖突。現在一些負責任的印度人士承認這場沖突并非中國的侵略，也并非中國具有擴張領土的野心和對一個幫助過中國的朋友背信棄義。曾經在印度駐華使館工作過的白春暉先生撰文指出，“邊界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我們試圖迫使中國接受一條由英國人單方面決定的邊界線。《印度對華戰爭》一書的作者，前《倫敦時報》駐印度記者馬克斯韋爾近年在印度媒體撰文指出，“印度人會吃驚地發現，當1962年中國打敗印度時，過失在印度一方。”（印度rediff.com網站登載了這些文章）。
印度有些媒體正確地指出，印度對中國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是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給印度留下的傷痕還沒有完全消失，而消除這種心理傷痕的最好藥方是讓印度的精英和廣大民眾真正了解邊界爭端的由來和這場沖突的起因。這場邊界沖突不應成為今后中印關系中的歷史負擔。中國與前蘇聯也曾發生過激烈的邊境沖突，但是由于兩國放下了歷史包袱，不僅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和平解決了邊界問題，而且兩國關系還取得了重大的發展。1996年雙方宣布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01年兩國又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新世紀中俄關系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中俄關系為中印關系未來的發展樹立了榜樣。
四、消除印度對中巴關系的疑慮。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蘇關系和中印關系惡化之后，印度與蘇聯的關系，特別是在軍事領域內的合作迅速發展。在中美敵對和中蘇關系破裂的情況下，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了巨大的戰略壓力。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后，巴基斯坦與中國迅速發展了戰略合作關系。70年代初中美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南亞地區形成了美中巴與蘇印相互制衡的戰略格局。冷戰結束以來，這五個國家的相互關系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原來的格局已經不復存在。隨著中俄關系的正常化和中印關系的改善，中國和俄羅斯的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俄印、中巴關系的性質也失去了原來的安全戰略合作意義。目前的中巴關系已經沒有了針對印度的意圖，印度應當摒棄“敵人的朋友必定是敵人”的觀念。中巴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并不必然損害印度的利益，也不影響中印建立合作伙伴關系。這正像印度與俄羅斯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而中國與俄羅斯也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南亞地區的繁榮、和平與穩定無疑符合中國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無論是在冷戰期間還是冷戰結束以后，中國與其他大國都不希望印巴之間爆發戰爭。事實上，中國現在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時視為朋友，與兩國分別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中國不會因為與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關系而妨礙中印關系的發展，同樣，中國與印度發展合作關系而拋棄巴基斯坦。中國與印巴兩國都建立合作關系不僅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且將對印巴關系的正常化和南亞地區的安全穩定起到了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
印巴沖突的根源在于兩國內部，早在冷戰結束之前，中國的南亞政策就發生了變化。在敏感的克什米爾問題上中國采取了中立的態度。1991年中國總理李鵬在訪印期間發表的中印聯合聲明中，主張兩國在西姆拉協定的框架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這一爭端。1996年江澤民主席訪問巴基斯坦時，在巴議會的演說中提議，雙方應當擱置歷史遺留的問題，在相互一致的領域建立和發展關系。中國鼓勵南亞中小國家與印度合作，支持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贊賞印度旨在改善與鄰國關系的“古吉拉爾理論”和印巴走向和解的《拉合爾宣言》；對1999年在克什米爾印巴控制線地區發生的卡吉爾沖突中國采取了中立的立場，呼吁雙方尊重控制線和停止對抗。所有這些舉動表明，中國無意插手南亞地區的內部事務，更不愿卷入印巴沖突之中。印度非常關注中巴之間的軍事合作，懷疑中國向巴基斯坦進行核武器和導彈擴散，懷疑中國利用印巴矛盾達到把印度遏制在南亞的目的。盡管這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猜疑，但是這已經構成中印建立互信關系的障礙。中國方面應當照顧到印度合理的關注，在中巴軍品貿易和與緬甸關系方面增加透明度，消除印度的疑慮。同時，印度也應當考慮中國的安全關注，在與臺灣關系方面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與臺灣發展官方關系，不給中國制造麻煩。
結論：
中國與印度之間既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同時也存在著更多的共同利益。兩國關系中競爭與合作并存。如果兩國順應歷史潮流，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關系將是兩國關系的主流；如果兩國非理性地選擇對抗，那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印度，都將是一場災難。隨著兩國關系的日益成熟和更加務實，相信兩國有能力處理好兩國之間的問題和分歧，最終實現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