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樂雄
一篇介紹性文字《核武時代與克勞塞維茨》刊出后，引出了吳瓊先生的批評文章。《世紀書窗》副主編王琳女士轉來后，讀罷使筆者生出比吳先生更多的感慨。為方便起見，且照著吳文的順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釋。
一、”絕對戰爭”與“現實戰爭”的關系問題
吳先生感到“目瞪口呆、驚訝不己”的原因是我寫了這樣一句話：“但克勞塞維茨很自信地斷言'絕對戰爭'不會在現實中出現，……”，接著他從《戰爭論》引了三處原文。為便于分析，我將第855頁上原文更完整的引錄如下：
“如果我們不是親眼所見，正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具有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那么有人可能懷疑，我們關于戰爭所絕對具有的本質的這種看法有什么現實意義。在法國革命作了簡短的前奏以后，毫無顧忌的拿破侖迅速地把戰爭推到這一點上。在拿破侖的指揮下，戰爭毫不停頓地進行著，直到對方失敗為止，而且，還擊也幾乎是同樣毫不停頓地進行的。根據這種現象所得出的一切邏輯的結論，會使我們再回到戰爭的原始概念上來，這難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邏輯的嗎？”
據此，吳先生認為筆者把克氏的意思弄顛倒了。但如果吳先生能耐心地把僅有四頁多點的"絕對戰爭和現實戰爭"這一章通讀一遍，并且看得仔細些，就會在第856頁倒數第二行～第857頁第五行里，找到克勞塞維茨對絕對戰爭形態的拿破侖戰爭性質的最終判定：
“戰爭的形態不僅僅是戰爭的純概念決定的，而且還是包含和攙雜在戰爭中的其他一切，即各個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徹底性、認識不完善和怯懦決定的。戰爭和戰爭所具有的形態是從當時起主導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種關系中產生的，我們必須抱這種看法。如果我們不想脫離實際，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甚至具有絕對形態的戰爭，即拿破侖所進行的戰爭也是這樣的?！?/p>
顯然，克氏結論的另一種陳述方式就是：原始概念狀態的“絕對戰爭”不會在現實中出現，而且態度很自信。很明顯，克氏雖然把拿破侖戰爭看成"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但最終認為它是現實中產生的戰爭，不能等同于“絕對戰爭”。因為“絕對戰爭”只是“根據兩三個前提直接得出邏輯的結論”，是“原始概念”狀態的戰爭，沒有受現實因素的干擾。克氏顯然把這點作為界定“絕對戰爭”最后的分水嶺，否則不會最終將“絕對戰爭形態的拿破侖戰爭”拒之于“絕對戰爭”的門外。
“現實戰爭”是指邏輯世界里的“絕對戰爭”同現實世界中各種因素互相作用后產生的具體戰爭，其特征“不是兩個相互破壞的因素的直接沖突，而是彼此隔開的、只在一些小接觸中爆發火花的兩個因素的緊張狀態”。這也是克氏給“現實戰爭”界定的條件。但這樣一來，“拿破侖戰爭”的性質在劃分上陷于困難，它符合“絕對戰爭”的不停頓使用暴力直到決出勝負的條件，但卻不符合原始概念狀態的條件；它符合“現實戰爭”的從現實因素的關系中產生的條件，但卻不符合彼此隔開、不發生直接沖突、只是小接觸的緊張狀態的條件。顯然，克氏認為拿破侖戰爭不屬于他所嚴格界定的“絕對戰爭”和“現實戰爭”，而屬于帶有某種“絕對戰爭”特點的現實戰爭。
這樣，克氏理論中實際上有兩種現實戰爭，一種是具有“絕對戰爭”特點的現實戰爭，一種是沒有“絕對戰爭”特點的現實戰爭。從“絕對戰爭”角度看，拿破侖戰爭亦可視之為“絕對戰爭”在現實中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但無論如何，不等于邏輯世界里原始概念狀態的“絕對戰爭”。
吳先生引經據典后認為：“克勞塞維茨明明肯定‘絕對戰爭’是會在現實中出現的，它就存在于‘現實戰爭’之中”。但吳先生卻把“絕對戰爭”同“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劃了等號（絕對戰爭在現實中出現，同絕對戰爭某些特征存在于現實戰爭中是兩碼事，中間是不能劃等號的，由于錯劃等號，必然會弄錯場所，克勞塞維茨說“絕對戰爭”存在于邏輯中，而吳先生卻說存在于現實戰爭中）。不錯，克氏確實把拿破侖戰爭看成“具有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但從未像吳先生那樣把拿破侖戰爭等同于絕對戰爭。因為“絕對戰爭”同“絕對戰爭形態”是兩個概念，前者指“絕對戰爭”本身，后者指“絕對戰爭”的表現形式，它們雖有密切聯系但性質完全不同。另外，“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又是另一個概念，是指具有某些“絕對戰爭”特點的現實戰爭。
克勞塞維茨為何嚴格使用這些概念？這和德國古典哲學乃至西方哲學傳統有密切關系?！敖^對戰爭”不等于“絕對戰爭形態”，因為事物本身不等于事物的表現形態或表現形式。在黑格爾哲學體系里，宇宙萬物都是“絕對精神”不同發展階段的表現形式，但"絕對精神"自身是不會在現實中出現的。另外，宇宙萬物也不等于“絕對精神”本身。黑格爾這種思辨特點明顯體現在克氏的思維方式里，這就是他區分“絕對戰爭”和“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沒有混為一談的原因之一。
“絕對”在西學哲學史上一般是指“一切存在的本原”或“世界的本原”（見《辭海》·哲學分冊），雖然能夠在人們的感知世界中，通過具體事物某種程度地顯示自己的特征，但這個“本原”自身是不會在感知世界中完全出現的?？藙谌S茨的思維方式不僅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而且繼承了從柏拉圖提出“理念”和“理念的摹本”后一直流傳下來的一種思辨傳統（其源頭可追述到公元前６世紀末的巴門尼德“有”的觀念）。例如，柏拉圖認為：永恒的理念的世界中存在著“貓”，現實的感知世界中的黑貓、白貓只是分享了理念的“貓”部分性質，因此，現實感知世界中的個別的黑貓、白貓只是“現象”，只是理念的“貓”的“摹本”。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康德認為存在著“物自體”，人的認知能力受先天規定的時間和空間形式限制，只能認識到存在于“此岸世界”的“物自體”的“現象”，不能認識存在于“彼岸世界”的“物自體”本身，而“物自體”本身是不會出現在“此岸性”的現實世界中的?？梢哉f，“絕對戰爭”的概念是西方哲學史上體現在“有”、“存在”、“共相”、“一樣”、“理念”、“實在”、“本體”、“物自體”、“彼岸性”、“絕對精神”等概念中的思辨傳統在近代軍事學領域的延伸。
西方哲學這一思辨傳統的特點是：為人類可感知的現實世界構造一個“對立面世界”，并規定這個“對立面世界”和存在于其中的事物本身，是不會完整地出現在現實世界中的，而只能通過現實中個別事物顯示某種特征，并暗示自己本身的存在。這個“對立面世界”的場所卻因人而異，柏拉圖是理念的世界，康德是認識論的彼岸世界，黑格爾是宇宙之外的世界，克勞塞維茨看來屬于邏輯的、概念的世界。其實即使是辯證唯物主義也有這種思辨特征，如個別與一般、抽象與具體、絕對與相對、共性與個性等。
正是受德國古典哲學、主要是西方哲學史上這種思辨傳統的影響，克勞塞維茨才會嚴格區分和謹慎地使用“絕對戰爭”和“絕對戰爭形態”及“絕對形態的現實戰爭”等概念，假如克氏在兩者之間劃了等號，那么，他在哲學上就連“半路和尚”都算不上。實際上，“絕對戰爭”同現實中的戰爭關系就如同現代經濟學里數學模型同實際經濟運行關系一樣，只要知識面略寬一些，理解起來很容易，并不像有些人說得那么深奧、玄乎。
吳瓊先生“目瞪口呆”并指責別人沒有通讀《戰爭論》的原因也就清楚了，歸結起來三點：
一、沒有準確理解“絕對戰爭與現實戰爭”一章中最重要的部分；二、沒有發現“絕對戰爭”同“絕對形態的現實戰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即沒有搞清楚事物的表現形態不等于事物本身；三、對克勞塞維茨的思辨方式與德國古典哲學、西方哲學傳統思辨特點之間關系缺乏應有的了解。
在核武器時代，如果爆發核戰爭，雙方不停頓的進攻與反擊，最后的結果是雙方的毀滅，甚至地球的毀滅，而不是克勞塞維茨時代的“直到對方失敗為止”?？耸想m沒有明確給“絕對戰爭”下定義（麻煩就出在這里），但通過他的論述過程可歸納出“絕對戰爭”所具備的三個條件，一、邏輯領域推理的結果，不和現實因素發生關系；二、雙方不停頓地使用暴力；三、決出勝負。很顯然，全面核戰爭是沒有勝負的，“絕對戰爭”的第三個必要條件在邏輯上已不能成立，所以筆者認為：克氏這一理論在熱核時代遭到了“震撼”，其實這種看法早已是現代常識之一，不必多討論。
至于熱核戰爭是“絕對戰爭”在現實中真正表現形式的提法，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從克氏所界定的三項條件出發，任何時代都不會出現“絕對戰爭”，只會出現“具有絕對戰爭形態的現實戰爭”，布匿戰爭、拿破侖戰爭、兩次世界大戰都屬這種形態的戰爭，因為它們符合克氏規定的第二、三項條件。在熱核時代，邏輯上第三項已不能成立，并得出新的結論，于是我們面臨選擇，要么宣布克氏的觀念已經過時，要么用新的結論代替原來的第三項，發展這一觀念。由于第二項條件仍然存在，并且理論是允許發展的，所以筆者選擇發展?？紤]到核大戰后一切不復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核戰爭就有可能是絕對戰爭最后的表現形式。這些考慮只要在邏輯上能夠成立，筆者在理論上也就可以宣布：“絕對戰爭”在現實中找到了真正的表現形式——熱核戰爭（也許用“最后”代替“真正”更妥些，但問題不大）。
由于吳先生思路受阻于前面歸結的三點障礙，思維無法跟進至另兩個邏輯層面上繼續展開，因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對別人進一步的思考和看法感到不可思議是很正常的。
二、對"防御"是戰爭發生過程的邏輯起點的置疑
克氏提出戰爭的概念不是隨進攻而是隨防御一起產生的，稍具哲學常識的人一看便知，這是企圖用“任何事物都由內部存在的兩個對立面組成”的原理來建立自己的理論。但哲學的表述是沒有時間順序的，事物內部的對立面是相互依存、互為前提的關系，不是時間序列中的先后關系，若一方不存在，另一方則失去存在的依據，如果要在哲學層面考慮時間性，那么進攻和防御永遠是在同一個時間點上生共滅。因此，進攻和防御在現實中有時間先后，但在哲學范疇卻沒有時間先后。根據“矛盾同一性”原理，哲學上應該得出的結論是：“戰爭的概念是隨著進攻和防御同時出現而產生的”。用“不是”、“而是”的判斷句進行哲學表述是錯誤的，這種錯誤性質在于：用時間序列證明空間序列，用時間序列取代了空間序列。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在于：現實事物都被規定在時間序列中，克氏實際上是在現實的瑣碎層面進行思考和論證，卻又想得出哲學結論，這就必然在不可能擺脫時間序列的情況下得出他的“哲學結論”。
除了結論錯誤外，克氏的論證也極其糟糕。他認為征服者總是愛好和平的，非常愿意和平地進入他國，并不希望使用構成“戰爭概念”的“斗爭”，而進攻的絕對目的是“占領”，所以只要防御者不采取行動，進攻者只是攜帶作戰手段實施占領，并且因不了解敵情也沒有具體的作戰部署。而防御則不然，是為了抵御并以斗爭為直接目的，并針對進攻集中了作戰手段，還根據作戰企圖部署了戰斗手段，所以是防御者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戰爭概念”的行動。因此，“首先使戰爭要素發生作用、首先從自己的立足點出發考慮到作戰雙方并為戰爭制定最初法則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
說實在的，只要具備起碼的自信，沒有養成仰視偉人的習慣，克氏論證過程中所犯的常識性錯誤是不難看出的。筆者將克氏如何把導致“戰爭概念”產生的“斗爭”（交戰），從進攻者手中奪過來，甩給防御者的論證過程歸納、評說如下：
一，克氏抹去了進攻的直接目的（斗爭），而突出其絕對目的（占領）；而在談及防御時，則突出防御的直接目的（斗爭），抹去了絕對目的（阻止占領）。這種隨心所欲且不對等的條件對比雖可輕松地把“斗爭”扔給防御者，但是沒有說服力。
二，根據防御出現后才能構成交戰，將防御出現前的進攻降格為“攜帶作戰手段的占領”，以此說明只有在防御出現時，進攻者才“使用作戰手段”，才能構成“斗爭”?？耸线@種論證里隱藏著：“防御者首先使用作戰手段是戰爭的規律”的片面結論。另一方面，克氏卻無視進攻不出現，防御只是攜帶作戰手段的等待進攻。
三，為了近一步說明自己的觀點，克氏干脆從哲學中走了出來，進入了現實戰爭中更為具體的作戰手段和作戰部署這樣的戰術領域，從而將論證徹底引向了歧途。再玄乎的哲學術語和理論思考的理由也無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他在極其瑣碎的事物中，尋找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而對其它不利的材料視而不見。現實戰爭中，進攻者戰略戰術手段遠在防御者之先就準備好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史里芬計劃"德國在開戰十多年前就舉行過多次演習；攻擊艾本埃馬爾要塞和珍珠港之前，進攻方都在國內建立起要塞模型進行模擬攻擊。
當面對一道防線、一座要塞、一個陣地時，進攻者有可能不像防御者那樣做好具體戰術上的攻擊部署?？梢娍耸系倪壿嬈瘘c是建立在戰術層面上的。
四，克勞塞維茨走了那么長的彎路，包括模仿其后的吳先生"打架"說，實際上都在證明、也只能證明“戰爭的概念是隨著進攻和防御同時出現而產生的，只是沒有意識到罷了。
五，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要求，邏輯的起點同時也是歷史的起點。從歷史和實際出發，進攻先于防御出現，把邏輯起點建立在進攻之上不是更合理嗎？（吳先生稱克氏這樣做是“論述了‘防御’是戰爭矛盾運動的邏輯起點”、“從哲學高度提出了‘防御’〈而不是進攻〉構成了戰爭發生過程的邏輯起點”。但吳先生在《戰爭論詮釋》一書里卻又稱克氏理論的邏輯起點是兩個人之間的“搏斗”。那么，一個理論體系應該有多少個邏輯起點？）
六，假如我們根據克氏的論證方式，則有更充分的理由證明反命題“戰爭概念不是隨防御而是隨進攻一起產生的”，且絲毫不違反“同一性”和“斗爭性”。因為：
進攻者雖有和平占領的愿望，但畢竟沒帶老百姓去實施“絕對目的”的“占領”，而是帶著軍隊，首先實施不可避免的“直接目的”的“斗爭”，并非因類似白日夢的和平愿望而放棄“斗爭”。因此進攻者必須在行動前制定詳細的作戰計劃，而在制定計劃時，防御者就出現了，因此，“首先使戰爭要素發生作用、首先從自己的立足點出發考慮到作戰雙方并為戰爭制定最初法則的一方自然是”進攻者，而不是克氏認為的防御者。
防御者有時可能對進攻者一無所知，甚至把進攻者當成盟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同德國的關系）而不加防范，但進攻者在考慮計劃時已經把防御者拽進計劃，構成對立面。所以，根據吳先生對“同一性”和“斗爭性”原理的運用，克氏的理論應改成“戰爭概念是隨進攻而不是隨防御一起產生的”。再具體點，戰爭概念是隨著進攻者制定最初計劃時一起產生的。
防御者也有和平阻止進攻者“占領”的愿望，想不通過“斗爭”，而是通過嚴陣以待讓對手知難而退。防御的特點"是等待進攻"（克氏語），如果進攻者不進入防御者的范圍，防御者僅僅是攜帶作戰手段的等待，并同進攻者分享和平的愿望，“斗爭”也不會出現。由于進攻者下定了使用武力的決心，繼續著進攻，并進入防御范圍，迫使防御者起而應戰，變攜帶作戰手段為使用作戰手段，“斗爭”才出現。所以是進攻者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戰爭概念的行動。
盡管按克氏的論證方式得出了頗能自圓其說的結論，但事實上，一旦進攻同防御接觸，“攜帶作戰手段的占領”和“攜帶戰手段的等待”同時消逝，或同時轉換成使用作戰手段，并構成“斗爭”的對立面。這樣一來，不管論證哪個命題，結果還是證明了“戰爭概念是隨著進攻和防御同時出現而產生的”。因此，筆者認為這兩個命題的提出和論證都是毫無必要的，除了產生戲劇性效果外，還能產生什么呢？所以稱之為“一次很不成功的哲學雜耍”。
正因為上述六點質疑，所以筆者作了《導論》中的評價，目的在于提醒讀者切勿在只會貼貼哲學術語標簽的一知半解者的鼓噪起哄下，形成仰視偉人的習慣，從而把偉人的常識性錯誤當作深奧莫測的高論，并埋怨自己理解水平太低。
吳先生認為這一理論具有反霸權主義的實踐意義，這就過分夸張了。筆者認為跟反霸權主義沒什么關系。反霸權、反侵略的合理性、正義性古今中外都是建立在倫理領域，而不是建立在哲學領域，哲學討論的是事物的真理性。如果克氏這一理論有什么實踐意義的話，那就恰恰同吳先生說的相反，這一理論為一切侵略戰爭找到了一種哲學的、真理性的闡述。比如說：日本侵華戰爭從哲學上看，不是日本的進攻所引起的，只是因為中國的防御出現了，才構成了“斗爭”，是中國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侵華戰爭概念”的行動。如果再從哲學意義上追究責任，怕是非要中國來承擔了，既然在哲學上找到了侵華戰爭的“邏輯起點”，為何不可繼續在哲學上追究挑起戰爭的“邏輯責任”？
三、關于政治與戰爭的關系
因篇幅所限，對吳先生臆斷色彩很濃的指責，筆者不想與之糾纏，筆者只是指出核戰爭能夠毀滅政治的可能性在過去時代不曾出現，指出這一點在吳先生看來就是不承認核戰爭也是政治的產物、就是宣稱克勞塞維茨有關政治與戰爭關系的觀點過時了，這是根據那條邏輯推理出來的？其實吳先生臆斷筆者想推翻的兩點是當代知識界極普通的常識，普通到通常討論問題時可以作為潛臺詞將其省略，不然，多余而冗長的常識陳述將加重讀者的負擔。豈料省略了多余的潛臺詞在吳先生的邏輯里就可以推出別人不懂常識甚至想推翻常識的結論，難怪吳先生要花１７年時間、用６８萬字來寫《戰爭論詮釋》。
“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觀念包含并肯定了政治對戰爭單向的絕對制約關系，在核武器時代，政治本身有可能被核戰爭毀滅，戰爭具有反制政治的能力，過去政治可以導致戰爭但不能消滅戰爭，現在戰爭雖被政治所決定卻可以毀滅政治，政治與戰爭的關系由過去單向制約變成現在的雙向制約，這種現象過去是不存在的。因此，筆者認為克氏這一著名觀點在核武時代受到挑戰，但挑戰并不意味完全過時。作為克勞塞維茨研究的權威，吳先生何以連這點都看不出來？
關于《戰爭論》的精華與糟粕問題，筆者想提醒一下，這可不是吳先生說了算的事，盡管可以發表個人見解。
至于提出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軍事科學的定義在核時代是否要更改的問題，盡管帶有胡攪蠻纏的味道，筆者也愿略答一二?？耸侠碚撝?，戰爭與政治關系非常緊密，但同自然科學的“三角函數”沒有構成關系。當戰爭性質發生重大變化時，人們首先關注政治可能帶來的變化是很自然的，筆者也沒有試圖給核時代的政治重新下定義，只是提請人們考慮一下。該變的總會變，核時代里，“絕對戰爭”的第三項條件就已經變了，政治對戰爭的單向制約關系也改變了。反之，假如克氏說戰爭是“三角函數”（而非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并能自圓其說，則要首先關注核戰爭可能給“三角函數”帶來的方方面面（包括定義）的影響。
最后談點題外話。筆者已經注意到吳先生在《戰爭論詮釋》里用“狹義戰爭”和“廣義戰爭”來解釋“絕對戰爭”和“絕對形態的現實戰爭”，這說明他還沒有真正弄明白克勞塞維茨軍事學說這兩個重要概念，就開始詮釋起《戰爭論》，如此學術狀態下的研究，不要說花１７年，就是花７０年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按照國際上學術研究的規范，《戰爭論詮釋》另兩個突出問題是：一、注釋里所引證的材料種類數量與正文篇幅極不成比例；二、沒有起碼的關于本課題的學術史介紹和回顧，屬于“自說自話”式的研究，加之前面指出的種種欠缺，恕余直言，吳先生這把鑰匙很難打開《戰爭論》之鎖。
也許“導論”的寫作風格、字數和讀者群被臺灣的出版社特別限定，筆者無法詳細展開自己的論述，行文呈現出觀點濃縮和跳躍性的缺陷，可能給吳先生帶來理解上的不便，而批評畢竟將討論引向了深入，這點吳先生自然是功不可抹。（《世紀中國》2001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