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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中日關系的特征與課題
2004-05-26 18:29:46 金熙德 200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將迎來邦交正常化30周年。在過去的30年間，中日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未來30年中日關系將如何發展？21世紀中日關系向何處去？從這些問題出發，本文擬就21世紀初中日關系的基本特征及其面臨的未來課題作一分析和把握。 如同任何雙邊關系一樣，中日關系的發展進程主要受到國際環境、雙方國內條件以及兩國相互作用三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其中，兩國的國力對比、利益結構、心理因素、相互政策等因素構成中日關系的內因，國際環境則構成中日關系的外因。 國力對比和利益結構是中日關系的物質基礎：前者決定兩者中何者具有影響對方的更大能力與手段，后者則是決定雙方相互重視程度的重要因素。 這里所說的心理因素，指中日相互間對對方的非理性層面上的、廣義上的心理傾向，包括感情、文化、價值觀、潛意識等方面的基本傾向。 相互政策是指中日兩國基于特定的國力對比和利益結構、在一定的心理傾向引導下而形成的對對方的政策。按通俗的講法，中日各自對對方的政策都是基于國家利益和國民感情之上。中日雙方的相互政策是規定兩國關系發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兩國間的最高相互政策就是中國的對日戰略和日本的對華戰略。 綜觀歷史，當代中日關系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溯源于三種歷史時期的國際環境和中日雙邊關系框架：一是漫長的古代史，二是百年間的近現代史，三是20世紀后半期的戰后史。通過這三個歷史時期，中日間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國力、心理、利益、政策相組合的相互關系框架。 到了當今的21世紀初，中日關系在國力、心理、利益、政策四大領域表現出了新的特征，其總和便構成了21世紀中日關系發展的基礎條件。 首先，綜合國力日趨均衡，成為21世紀初中日關系的第一特征。 從國力對比變遷的觀點看，一部漫長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強日弱的歷史，而近百年的近現代史則是日強中弱的歷史。二戰后的20年間，新中國以其獨特的對外戰略在國際體系中確立了政治大國地位，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上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日間形成了在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強項各異的國力對比。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為中日關系克服兩極冷戰體制的制約而由兩國自身來塑造相互間關系打開了大門。1978年以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為中國改變近代以來的經濟貧弱狀況鋪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政治大國”目標，標志著日本從此將致力于擺脫“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戰后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國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出現了嶄新的雙向交叉發展勢頭。從歷史的長河看，中日關系經歷了中強日弱、日強中弱兩種形態以后，如今首次出現了中日走向國力均衡的趨勢。 目前，日本的經濟實力依然遠大于中國。以美元換算，日本的GDP為中國GDP的約4.4倍，日本的人均GDP為中國的人均GDP的約44倍。但另一方面，中國在過去的10年間正在縮小與日本的差距，并出現了在未來15—20年間在經濟規模上趕超日本、在經濟質量上進一步縮小與日本的差距的趨勢。如果以“購買力評價法”（PPP）計算，現階段中日間的國力差距則要比上述數值小得多。[i] 在目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日經濟對比將依然保持數量對質量的基本形態，即中國將在經濟規模上趕超日本，但在人均GDP、技術發展水平等方面仍將在長時期內落后于日本。中國的經濟大國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都尚未達到中日現實均衡的地步，目前中日國力均衡只是一種正在實現的趨勢即一種“心理預期均衡”。但從國際政治和對外影響的角度看，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確立了獨特的優勢，在經濟與技術發展方面采取著跨越式發展和全面趕超的態勢，因此可以說，中日國力均衡化將是未來的一個基本趨勢。這一國力變化趨勢確實對中日兩國的外交態勢和相互關系產生著很大影響，以致注定成為把握21世紀中日關系發展趨勢的首要變數。 其次，相互依存日益深化，成為21世紀初中日關系的第二特征。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來，中日關系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各領域取得了長足發展，積累了深厚的基礎。 在政治關系領域，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中日間最重要的政治與安全事項作了原則規定。1998年11月26日的《中日聯合宣言》，就冷戰后新形勢下的中日關系諸項重要原則作了補充規定。在三個基本文件的指導下，中日政治關系取得了長足進展，兩國高層往來和政府間交流與合作日趨密切。 在安全關系領域，中日間三個基本文件為兩國睦鄰友好、永不再戰奠定了基礎。只要回顧一下近現代中日關系史就不難知曉，最近30年間的中日安全關系無疑處于19世紀后期以來的最好狀態。近年來，中日間安全對話與交流正在起步，國防高層互訪已在進行，軍官交流有待啟動，艦艇互訪等軍事交流有望實現。 在經貿領域，中日經貿交往得到了全面、迅速的發展，成為兩國關系中“雙贏”效果最為顯著的領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中日貿易總額僅為10.38億美元，到了2001年則已達到892億美元（日方統計）。日本已連續近十年成為中國的首位貿易伙伴（目前美國和歐盟是中國的第二、第三位貿易伙伴）。中國連續多年成為日本的第二位貿易伙伴，并于2001年首次成為日本的首位出口對象國，中日貿易在日本外貿總額中的份額首次突破10%。[ii] 2002年中日貿易有望達到1000億美元。中國的對日出口正不斷從低級形態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轉變，中日貿易在優勢互補的基調下正從“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轉變。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的主要對象國之一。截至2000年7月底，中國吸引日資的累計合同金額370.26億美元，實際使用265.8億美元，日本僅次于美國而為第二位的對華投資國。日本的對華投資領域正從勞動密集型項目向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領域拓展，其投資目的也由出口加工轉向在中國國內銷售。1980年以來，日本政府對中國提供了以日元貸款為主、以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為輔的政府開發援助（ODA）。截至2000年，其對華政府貸款總額達26507.07億日元，此期日本還向中國提供了無償援助1233.25億日元，提供了技術合作1244.41億日元。日本的對華ODA成為促進中日經貿關系、加強政治關系的有力紐帶。 在文化關系領域，中日間人際交流快速擴大，由70年代初期只有幾千人相互往來發展到每年數百萬人進行互訪。日本法務省、國際觀光振興會的統計顯示，2001年，在日本出游人數中，訪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數普遍減少，訪問中國的人數卻呈現較大幅度增長，上升為238萬人次，躍居第一位。中日關系已告別“少數精英交流時代”而進入以經貿與文化交流、留學生雙向增長、公民旅游自由化為內容的“大眾交流時代”。 過去30年間，中日關系的發展勾勒出了一個從“政治關系正常化”走向“經貿關系全面發展”、再走向“社會對社會全面交流”的演變軌跡。 再次，心理因素趨向對等，成為21世紀初中日關系的第三特征。 在古代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國人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以已為“華”、以他為“夷”的自我中心意識。在古代漫長時期，日本人基本上是仰慕中國文化，積極吸收中國的先進文化。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日本人目睹清王朝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敗下陣來，便迅速把敬畏的對象從中國移向歐美，形成了“脫亞入歐”、蔑視東亞其他民族的優等意識。 二戰后半個多世紀的中日關系史證明，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歷史上先后形成的優劣心理以及近現代造成的歷史積怨和感情隔閡是根深蒂固的，至今尚未得到真正緩解。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中日國力均衡化趨勢為依托，兩國間出現了感情碰撞似乎更加激烈、直接化的局面。筆者認為，這正是中日相互心理趨向對等的一個轉折契機和過渡期。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兩國在歷史上交替出現國力強盛趨勢，曾導致兩國相互學習流向的重大轉變。在古代，譴隋使、譴唐使和漢字是日本學習中國的重要象征；在近現代，中國出現的幾次留學日本高潮是中國學習日本的重要標志。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以日本經濟模式作為最主要的學習樣板，這一時期中國出現了新一輪的學習日本、留學日本的高潮。[iii]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強勁的經濟崛起勢頭，日本則經歷了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的長期蕭條。兩國的國力變化趨勢，給相互間的心理帶來了很大影響。一些日本人對中國的迅速發展感到不安，“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列島悄然流行。在中國國內，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使部分人滋生出浮躁心態，對日本這個遠遠走在前面的經濟大國表露出輕視。然而，中國社會各界主流對中日國力之差和中國現代化的艱巨性還是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且強調經濟越是發展，越應放平心態來看待世界。 日本曾是對歐美列強的“趕超者”和后崛起的非歐美經濟大國，如今中國則是繼日本而崛起中的東亞經濟強國。當年美歐各國曾以極其復雜的心態望著日本這個后來者的崛起，在一部分扭曲了的心態下“日本威脅論”曾在歐美風行一時。如今，當中國從百年沉睡中覺醒，走上現代化的軌道時，日美歐一部分扭曲了的心態正使“中國威脅論”風行起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美歐一些勢力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看法經歷了從“中國崩潰論”向“中國威脅論”的大轉折。“中國威脅論”的背后含有一種國際上的既得利益者對新興力量的復雜心態，而且必欲以各種精致的理論來給中國的順利發展設置障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論一曰“新興大國必然成為挑戰者”，二曰“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有人欲借前者把中國推到美國的挑戰者的地位，有人企圖以后者反證中國的“好戰性”。[iv] 目前中日兩國的心理和感情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對對方的信息不足和扭曲了的不正常心態之上。在這里美國的影響也發揮著很大作用。不少日本人從美國散布的輿論和理論觀點來看待中國社會，不想看到中國的進步一面，固守著“妖魔化中國”的偏見。不少中國人習慣于從美國人的文章中了解日本的局勢，認為日本在經濟上已經一蹶不振，產生出盲目輕視日本的虛幻認識。中日心理真正趨向冷靜和對等，就必須努力擺脫美國人的有色眼睛，養成用自己的眼睛看待對方、用自己的頭腦認識對方的良好習慣。 當前中日關系正處在調節相互心理的過渡期。如同黎明前往往最黑暗一樣，從表面看當前中日正處于感情沖突最甚的時期。筆者認為，只要中日各界主流人士去除偏見，從感情回到理性，則會清醒地看到，兩國間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正處在歷史上最好時期，相互交流已是勢不可擋。兩國的有識之士不應只看樹木，不看森林，而應看到兩國政府和民間交往的現實。中日之間嚴肅的戰略爭論純屬正常現象，關鍵在于這種論爭應與推動中日關系的積極姿態緊密結合。在中日關系的調整期，兩國專家、學者所寫的文章或提案應能經得起歷史考驗，而不應扮演一個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角色。 最后，重新審視相互政策，成為21世紀初中日關系的第四特征。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國力、利益、心理的變化趨勢為背景，中日兩國都在重新審視對對方的政策。這一進程在過去10年間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進展，其最大成果是1998年11月中日間形成的以建設“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為目標的新時期雙邊關系框架，其具體表現是1999年以來兩國關系在高層往來、經貿關系、安全對話、地區合作等方面的進一步發展。 中日建設“伙伴關系”的進程，是兩國不斷調整自身政策和相互關系的過程。目前，這一政策調整進程正處于初步走上正軌的階段。應清醒地看到，中日間形成一種戰略互信的新型關系，還任重而道遠。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50周年、60周年，將分別成為中日走向戰略和解與互信過程中的新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二、政策互動：從具體論爭轉向戰略對話 中日關系的發展受到各自的國家利益、價值體系和社會輿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各種影響歸根結底都要通過相互間的國家關系集中反映出來，最終體現為兩國政府間的政策互動關系。 中日兩國的政策互動是歷史延續和現實變化的結合物，這一政策互動關系以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和摩擦因素為內涵。中日關系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個不斷解決矛盾與摩擦、不斷擴大共識和共同利益的過程。 中日作為近鄰，相互間有著2000多年的交往歷史，現階段兩國都是在國力和對外影響方面舉足輕重的東亞大國，而且對此又都具有極強的自我意識。兩國在歷史和現實中既有密切交往，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利益結構之間的激烈碰撞。中日間既形成了無法割舍的共同利益結構，也埋下了一系列矛盾與摩擦的火種。 1972年中日復交談判時，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成了最大焦點，妥善處理這兩大問題曾是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前提。中日雙方本著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結合的精神，以中日和平友好大局為重，共同跨越了復交談判難關，一舉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但同時，從那以來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始終成為動搖兩國關系基礎的最主要的潛在摩擦因素。 綜觀30年來中日間發生的政治摩擦，從中可以總結出如下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第一，各種矛盾盤根錯節、惡性循環，感情沖突影響著理性思考。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之間的潛在政治摩擦因素可以歸納為五大領域：歷史、臺灣、安全、領土、經濟。這些問題本來分別具有不同的由來、邏輯和性質，因而只能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解決。然而，這些問題之間卻存在著密切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例如，圍繞歷史是非的爭執會引發感情沖突，而感情沖突又會給政治交往和安全對話帶來負面影響。 中日關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兩國政府和民間逐漸能夠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使一種摩擦點燃另一種摩擦的火種，從而遏止摩擦領域損害合作領域的惡性循環，形成合作領域抑制摩擦領域的良性循環。從這一視角看，2001年中日兩國在處理歷史、臺灣等政治摩擦問題和“大蔥貿易戰”時所采取的“政經分離”方式，就已初見抑制摩擦升級的良好效果。 第二，政府與民間、主流和支流魚龍混雜，增大了摩擦的復雜性。 除了感情沖突因素以外，中日政治摩擦總是涉及另外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其一，究竟哪些摩擦屬于政府責任，哪些屬于民間行為？其二，究竟如何看待兩國社會的主流和支流？依筆者之見，在中日最重要的潛在摩擦因素——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上，兩國間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對話，更沒有上升到相互信任的境界。今后，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應繼續就這兩大領域進行長期、耐心和高水平的對話。 第三，美國影響的滲透，導致中日不少人透過美國的哈哈鏡看待對方。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觀察中國社會的很多理論乃至一些偏見都帶有“美國制造”的印記。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化的進展，中國經濟界考察日本經濟的很多觀點乃至偏見也來自美國龐大的輿論工具。 迄今為止，中國的日本研究界和日本的中國研究界還做得遠遠不夠，還不足以給本國社會傳達更客觀、更完整的對方國的全貌，中日兩國的新聞媒體還遠沒有做到平心靜氣的進行對對方的報道。 第四，由于存在抑制因素，中日政治摩擦基本上做到了適可而止。 盡管諸矛盾因素導致中日間摩擦不斷，但中日關系仍得以在曲折中持續發展。從客觀基礎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兩國間不僅存在著潛在摩擦因素，更是存在著抑制這些摩擦因素的利益因素和民間基礎。 ——利益因素。對于中日兩國來說，友好相處和共同發展是比任何摩擦與沖突都更重要的全局和大道理。只要這一基本原理依然起作用，那么政治摩擦就能夠被抑制在一定范圍之內。 在經濟利益層面上，中日間的相互依存正在急速增大。中日經濟在質量和結構上互補性大、競爭性小，21世紀將是中日經濟形成高度分工與合作、共同促進發展的世紀。 在地緣戰略層面上，一部近現代中日關系史證明，兩國間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永不再戰，其他矛盾與摩擦都應服從于這一大道理。兩國的地緣政治關系決定著，中日兩國之間既極易滋生競爭意識，又必須理智地把這一競爭控制在不致破裂的范圍之內。中日間這一地緣戰略因素是永恒存在的，它是抑制中日政治摩擦不致走向破裂的最終屏障。如果這一因素不足以抑制摩擦，那么就意味著兩國政策的失敗，只能導致“兩敗俱傷”的結局。 ——民間基礎。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來，兩國的民間交流已有了深厚積累，特別是近年來呈現突飛猛進之勢。這一趨勢是政府間的摩擦所不能阻擋的，而且越來越成為抑制兩國政治摩擦的有利因素。 上述些抑制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著中日關系足以相安無事或可以放任自流。假如沒有這些摩擦、或這些摩擦的頻度和烈度較小，中日間政治與安全互信、經貿交流、文化交往的發展局面就不會是現在的局面，而將出現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 中日關系中的摩擦和抑制、歷史與現實，構成了21世紀兩國間政策互動關系的客觀基礎。 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中日間政策互動總是在一定的內外環境和互動關系中進行的，兩國的決策者和政策執行者都不可能超越當時面對的雙邊框架現實，而只能是從既定條件出發盡可能地推動兩國關系向前發展。1972年以前，中日雙邊框架經歷了古代、近代和冷戰三種基本類型。1972年以來，中日關系經過20年間的和平友好型而過渡到了重新調整期，如今進入了共筑“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時期。以日本式概念來表述，此期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中日間形成所謂“普通關系”的時期。[v] 中日“伙伴關系”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在目前階段，人們至少可以為這一概念排除一些內涵，肯定一些內涵：首先，中日不應成為敵人，而應成為伙伴；其次，中日不會成為同盟，而是將成為一種合作伙伴。中日“伙伴關系”的具體內涵，則將在兩國關系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 目前，中日走向“伙伴關系”的進程正在進入由具體論爭轉向戰略對話的階段。中國的經濟大國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的客觀趨勢，使得中日關系越來越難以維持在低水平論爭上徘徊的局面。這一現實促使中日兩國日益正視對方，從而逐步進入戰略對話的心態和角色。反過來說，如果中日關系繼續停留于具體論爭階段，則至少21世紀上半期的中日關系發展前景將會變得十分暗淡。 中日間政策互動過程從具體論爭走向戰略對話，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環節。 ——就問題領域而言，具體論爭以兩國間一個個具體分歧與矛盾為焦點，而戰略對話則以兩國間全局性的雙邊框架為議題。冷戰結束以后，國際環境、中日國內條件、以及兩國相互作用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日關系進入了重新調整、重新定位的新階段。綜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政策對話進程，迄今為止還沒有超出中日各自闡述自身利益和立場的階段，尚未真正進入戰略對話階段，向戰略合作過渡則更是遙遙無期。21世紀初，中日面對著進入戰略對話的一個歷史性機會，兩國政府和民間也開始關注和思考這一問題，關鍵在于雙方能否真正抓住這一機會。 ——在基本姿態上，具體論爭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消極的治標方式，戰略對話則是試圖緩解和消除矛盾與摩擦的根源、在根本利益上達成共識的積極的治本方式。回首過去的10年，在頻繁的中日政治摩擦背后，是兩國間戰略互信的極端缺乏和與此相關聯的戒備心理、競爭意識和對立感情的上升。中日戰略對話并不會馬上消除兩國間根深蒂固的分歧與矛盾，但將首先能降低政治摩擦的頻度與烈度，并為從根本上解決具體問題鋪平道路。中日走向戰略對話并不意味著回避具體論爭，而是意味著以戰略對話積極誘導和有效控制具體論爭。 ——就其進程而言，中日政策對話將是一個漸進過程：一方面，它將不是停留在同一話題和水平上，而是不斷向更高的戰略對話與合作層次發展；另一方面，這一進程又將是一個冷靜務實、循序漸進的長期過程。 中日戰略對話能否真正啟動，兩國政府和各界主流社會能否就21世紀的相互關系開展真正的深入對話？這是中日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百年一遇的機會來構筑穩定的友好合作雙邊框架的基本前提。 三、未來課題：共筑和平與繁榮的東亞共同體 中日走向戰略對話，只是意味著中日關系正處于邁向更高層次的入口處。相互作為最重要的鄰國，21世紀中日關系的理想目標應是逐步走向戰略層次上的和解與合作。 近年來，中日各界精英都紛紛描繪著21世紀中日關系的種種圖景或藍圖。概言之，這些圖景無非有上、中、下三種類型：上圖是中日走向雙邊或多邊合作前景；中圖是非敵非友、不近不離的前景；下圖是中日關系走向惡化的前景。所有這些前景都有其一定的根據，究竟何者將成為21世紀的現實，歸根結底還將取決于中日兩國的戰略抉擇和相互作用。 在各式各類的未來圖景中，中日共筑東亞共同體的模式，無疑是最能體現21世紀中日雙贏發展和中日與東亞地區的協調發展、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的未來圖景和藍圖。 21世紀初中日關系能否實現雙贏發展，關鍵在于如何看待和設計未來東亞秩序；反過來，21世紀的東亞能否真正迎來輝煌，就國際關系層面而言，關鍵就在于中日能否實現戰略和解與合作。“沒有中日合作，就不會有真正的東亞合作”，這樣一種認識正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 紛紛構筑地區共同體，是當今世界上與經濟全球化并駕齊驅的兩大潮流之一。以西歐、北美為主要代表，世界各大區域和次區域都在構筑本地區的共同體。在環太平洋地區存在著亞太、東亞、東南亞和東北亞這三個層次的區域、次區域結構。目前，亞太地區存在著APEC，東南亞存在著東盟，在東亞層次上由東盟牽頭的“10+3”機制剛剛起步。東亞合作機制的形成之所以舉步維艱，主要是因為東北亞合作的滯后拖著后退，其主要原因又在于中日兩國尚未能就推動東亞合作的基本思路達成戰略共識。 不管其具體形態如何，東亞共同體將是本地區惟一可選擇、且必然要選擇的發展道路，也是本地區永久和平與繁榮的必由之路。東亞共同體的形成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又是一個必須從現在做起的進程。東亞共同體的啟動和發展，應從最具可行性的領域入手，先易后難，以難帶易。雙邊合作和經濟合作應當成為優先領域，同時以此循序漸進地推動地區多邊政治與安全對話與合作。 走向東亞共同體不是挑戰現存秩序，而是填補地區秩序的空白，它是東亞地區的自然發展進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一體化進程一樣，東亞共同體不可能是排他性的，而只能成為一種開放性的地區發展機制。 中日作為兩個東亞大國，具有強盛的國力和舉足輕重的對外影響，其在東亞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沒有中日合作，東亞共同體的理想最終將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正因為如此，東亞地區其他國家又都十分關注著中日關系的走向。中日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并不意味著中日主導地區事務，而是意味著中日共同融入東亞共同體，在地區合作機制中以東亞一員的身份與其他成員國和睦相處和對等交往。 中日關系從戰略對話層次向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層次發展，需要成功地度過一些重要的中間環節。其中，摒棄“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觀念、形成“雙贏”的戰略心理和現實條件，是最關鍵環節之一。去年以來，中日兩國展開的東亞外交令人目不暇接，頗為耐人尋味，中國總理與東盟達成的自由貿易區協議墨跡未干，日本總理緊隨著飛到東盟就加強經濟合作信誓旦旦。各國輿論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紛紛猜測其背后隱藏的中日競爭心理。筆者認為，雙邊合作是地區合作的基礎，目前中日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對外雙邊經濟合作的重點也有所側重，因而很少形成迎頭相撞之勢。未來各類雙邊合作如能連接和匯合成為多邊合作，則中日分別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合作將為走向東亞共同體奠定必要的的基礎。 妥善處理和調整與美國的關系，是東亞順利走向共同體的重要前提。在這一方面，關鍵在于如下兩個重要環節：其一，日美關系能否由主從關系平穩過渡到對等關系；其二，中美關系能否順利度過最困難的對手心理階段。就日本而言，應致力于使日美同盟不致成為走向東亞共同體的障礙。日本一些專家主張，在陸權勢力和海權勢力之間、在中美兩國之間，日本必須與一方結盟以防另一方。這種思維方式很難為中國人所理解，同時也成為中日實現戰略和解的最終障礙之一。同盟的向心力必然對非同盟產生相等的排斥力，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如果日本暫時不得不維持既成的同盟，那么就應努力避免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同盟關系對非同盟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 展望21世紀，中日關系面臨著諸多歷史性的機會與挑戰。中日兩國應抓住良好的機會，共同迎接嚴峻的挑戰，為了本國利益和共同繁榮、更為東亞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從現在起積極進行戰略對話，共同推動21世紀的中日關系朝向良好的前景健康發展。（原載：《日本學刊》2002年第4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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