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各界精英圍繞未來對外戰略展開了論爭，從中出現了各種藍圖與設想。本文旨在從這些紛雜的觀點中提煉出幾組最具代表性的對立范疇，以利于更深入地把握冷戰后日本對外戰略調整的內在思路。
國家模式：“普通國家”，還是“民生大國”？
冷戰以后，日本應追求何種國家模式？對這一關鍵性問題，日本出現了兩種頗具影響的理論，一是“普通國家論”，二是“民生大國論”。
1、“普通國家論”
“普通國家論”是當代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澤一郎在其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計劃》一書中提出的理論。
小澤在書中稱：“日本遠未成為普通國家”。[①]他認為，“普通國家”需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對于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來盡自己的責任去實行。……這一點在安全保障領域尤為如此。”“其二，對為構筑富裕穩定的國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國，以及對地球環境保護等人類共同課題，盡自己所能進行合作。”他認為，日本在后者面即“經濟援助”領域已作出了一些國際貢獻，但在前者即“安全保障”方面卻遠不盡人意。[②]
“普通國家論”的要害，就在于以“為國際安全作貢獻”為由提倡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和內外輿論牽制，重獲對外軍事手段。為了論證這一理論，該書“以強化日美同盟和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正面理由，[③]以所謂“中國和朝鮮半島是亞太地區最大不穩定因素”這樣的荒謬命題作為反證理由。[④]
“普通國家論”以直接、激進的語言說出了日本一些勢力想說而未能說出的話。《日本改造計劃》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島激起了強烈反響，成為一再重印的暢銷書。[⑤]但同時，“普通國家論”也一再受到了反對和批判，使這一理論成為各界戰略論爭的一大焦點。
2、“民生大國論”
在與“普通國家論”相對立的各種宏觀思路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民生大國（civilian power）論”，其首倡者是著名記者船橋洋一。該主張首見于由船橋主編、8名學者合著的《日本戰略宣言——以民生大國為目標》（Civilian Manifesto，以下簡稱《宣言》）一書。《宣言》的序言開宗明義地概括了“民生大國論”的主要思想：
（1）對待“保革”、“左右”、“強硬派與溫和派”等戰后政治中的意識形態派別，《宣言》統統予以排斥，稱：“我們不是鷹派”，“我們也不是鴿派”，“我們不是右翼”，“我們也不是左翼”，因為“冷戰已經結束”；
（2）對待日本外交，《宣言》主張：“我們已厭煩專等外部壓力的日本政治，也為無理念的外交而感到羞恥”，“（我們）必須擁有理念力量，必須提出戰略”，在和平、發展、人權、環保等領域“日本必須發揮強大的指導能力”；
（3）對待“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宣言》都持反對態度，并提出了“民生大國”的概念，稱：“我們反對日本成為軍事大國”，“我們也反對停留在經濟大國。經濟力量必然成為軍事力量的歷史法則是不存在的。決不能把日本的經濟力量變為軍事力量，而應把它發展成為全球性民生大國（global civilian power）”；[⑥]
（4）對待“歐美主義”和“亞洲主義”這兩個近代以來日本外交的最重要選項，《宣言》的主張是：“我們不主張脫亞入歐，但也不主張入亞脫歐，我們主張入亞入歐”（亦叫“太平洋全球主義”）；
（5）對待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宣言》強調：“國家利益的含義也應重新定位”，“為了日本的生存而讓他者生存”，“實現開放的自我利益”；
（6）在國際政治立場上，《宣言》標榜：“我們是現實主義者，又是理想主義者”，“我們是靠兩條腿站立”。[⑦]
船橋強調，日本不應成為“普通國家”即軍事與經濟大國，而應自我定位為“全球性民生大國”。[⑧]他主張，日美同盟雖須堅持，但應在冷戰后的形勢下予以改造，改變過度的“貼近美國外交”，以多邊（聯合國、關貿總協定）、日美歐三極（G7、OECD）以及地區（ASEAN擴大外長會議、APEC）等多重外交對之予以平衡。
船橋認為，日本必須改變缺乏亞洲政策的現狀。在這方面，最大障礙就在于日本自身，即就在于能否認真清算侵略歷史，從而真正得到亞洲國家的信任。[⑨]
“普通大國論”和“民生大國論”是冷戰后日本出現的兩種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模式。近年來，兩者出現了共存之勢。“普通國家論”中關于“為國際安全作貢獻”的主張已在日本各界得到了廣泛支持，[⑩]而“民生大國論”提倡的“多重協調體系”主張也正越來越多地體現在日本外交之中。
國家戰略：經濟立國，還是爭當政治大國？
二戰以后，日本在戰敗和被美軍占領的條件下，選擇了一條作為“通商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經濟立國”為核心理念的國家戰略。
80年代上半期，中曾根首相正式提出了爭當“政治大國”的目標，這標志著日本開始從戰后的“經濟立國”戰略轉向“政治大國”戰略。在90年代，日本的政治大國志向絲毫沒有減弱，而是表現得異常積極主動，其表現形式則不斷有所調整。
90年代后期，圍繞“經濟立國”與“政治大國”目標的兩種國家戰略之爭出現了新局面，即雙方的主張都變得不甚鮮明，兩者間界限變得混沌不清。2000年1月，小淵首相的智囊團“21世紀日本的構想懇談會”提出的最終報告，就體現了兩派思想的妥協與共存。在未來中近期內，日本的決策層將在這兩種思想的彼此消長和相互平衡的影響下，不斷尋求實現“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
核心問題：維護“和平憲法”，還是追求軍事作用？
90年代日本各界圍繞對外戰略的重新定位而提出的各種思路，以“是否積極發揮對外作用”和“發揮何種對外作用”為兩大焦點（參見圖1）。
二戰以后，日本在戰敗和被美軍占領的條件下形成了和平發展路線，其首要基礎與保證就是戰后頒布和實施的《日本國憲法》（戰后憲法），其第九條是整部憲法的靈魂，其中明確規定了日本放棄對外使用武力的權利，因而該憲法也叫“和平憲法”。
直至90年代初期，那些主張修改憲法、重獲對外武力手段的勢力始終未能在政界和社會中占據主流地位，更沒有能夠啟動“修憲”進程。然而，90年代中期以來，圍繞“和平憲法”的勢力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修憲”勢力明顯增強，“護憲”勢力明顯減弱，以致于2000年伊始便出現了首次在國會眾參兩院正式設立“憲法調查會”來開始“論憲”的局面。
從迄今為止眾參兩院“憲法調查會”的討論情況看，各黨之間圍繞“護憲”與“修憲”的分歧依然很大。主要執政黨——自民黨的基本方針是朝向“修憲”方向積極誘導憲法調查活動，自由黨積極支持“修憲”，公明、民主、社民、共產等各黨對“修憲”均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或堅決予以反對。
國際秩序觀：“日美歐三極論”，還是“霸權穩定論”？
冷戰后初期，日本曾涌現大量探討和論述“冷戰以后”、“霸權以后”國際新秩序和日本戰略選擇的論著。[11]
綜觀90年代初期日本各界的議論，可以看出其中貫穿著如下主線：日本各界精英紛紛提出了“日美歐三極主導”的冷戰后國際新秩序藍圖，并主張日本要積極參與構筑這一秩序。日本的“三極論”具有三種濃厚色彩：一是意識形態色彩，二是強國主宰論色彩，三是多極化色彩。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80年代那種基于經濟實力的自信，重新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心理，提高了對中國的防范意識。以這些變化為背景，“日美歐三極論”降低了調門，代之而起的是改頭換面的“霸權穩定論”和“日美主導東亞論”。
以1994年開始的日美安全同盟“再定義”為契機，日本改變了積極構筑“日美歐三極主導”的國際新秩序的大國路線，改而采取了以輔助和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地位來換取自身的地區第二主導大國地位的道路。日本的一些主流學者已從冷戰后初期的“后霸權論”和“多極化論”轉到了依靠美國實現東亞穩定和自身目標的“霸權穩定論”。
在現階段，日本各界精英也都承認未來世界秩序不會是“美國單極霸權體系”。然而，他們未能就東亞新秩序勾勒出清晰的圖景，因而也就難以就日本未來走向提出明確的戰略思路。因此，他們認為在現階段只能依靠現成的日美同盟框架，堅持“對美協調“，同時視美國的寬容程度而逐步推進政治大國戰略。可以說，目前主張強化日美同盟的各種理論，與其說是21世紀日本的長期戰略，不如說是在沒有替代方案的情況下而采取的中、短期戰略和長期策略。
決策依據：國家利益優先，還是意識形態優先？
冷戰后日本對外戰略的基礎理念是國家利益，還是意識形態？80年代末以來，隨著冷戰趨于終結，日本曾出現“脫離意識形態”現象。與此相對應，“國家利益”概念日益受到重視。日本外務省1991年版《外交藍皮書》開門見山地指出：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使“西方”這一概念的意思變得模糊不清。這雖不意味著放棄同美國及七國首腦會議的協調，但同亞太各國樹立政策協調關系變得更加重要。[12]1995年1月，外相河野洋平在一篇文章中對此作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認為，美國實力的下降和東亞經濟的發展，使國際結構發生了變化，要求日本加強務實的雙邊關系；“西方一員”概念已失去其實際內容，日本已不能再據此作外交判斷，而應以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為對外政策的依據。[13]
然而，正當河野文章發表時，日本對外政策思想的潛流已在改向，基于“國家利益說”的冷戰后現實主義在河野文章以后轉入低潮，取而代之的是“日美共同價值論”。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對外政策討論中的“意識形態化”傾向增強，“國家利益說”退居其次。
綜觀90年代日本的首腦演說、政府文件及政府智囊學者的言論，不難發現其中充斥著“日美共同價值觀”和以此為依據調整對外姿態的主張。日本外交的行為方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以體制和意識形態劃線、以特定政治標準衡量他國、試圖以自己的價值觀影響他國的傾向明顯增強。
理念基礎：亞洲主義，還是普遍主義？
如何對待亞洲主義和普遍主義，是近代以來始終困擾日本外交的基本問題。日本始終未能提出能夠得到亞洲各國贊同的亞洲主義理念，其頂禮膜拜的“普遍主義”又帶有強烈的歐美中心主義色彩。
二戰以后，支配日本外交的理念始終是美國中心主義的“普遍主義”，這種情況至今并沒有得到改觀。但從80年代以來，以新民族主義的抬頭為背景的亞洲主義死灰復燃，“說‘不’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一書首次提出了“說‘不’論”。[14]石愿呼吁擺脫對美國“核保護傘”的盲目崇拜，[15]提倡對美國的壓力斷然說“不”，走一條“與亞洲共生”之路。1990年5月，石原與渡部升一、小川和久合著了《日本還是可以說“不”》一書，[16]此后又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共著《亞洲可以說“不”》。90年代中期以后，石原的“說‘不’論”又增添了指責美國經濟霸權的內容，其代表作就是1998年出版的《日本經濟可以說“不”》。[17]
以“說‘不’論”為代表的亞洲主義情結，是以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亞洲觀為基礎的，因而是一種缺乏根基的對美感情宣泄和對亞故伎重演。
“脫美入亞”是以日本經濟界為中心而存在的另一種亞洲主義情結，它是與東亞經濟起飛趨勢一道出現的。[18]當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恢復活力、亞洲經濟陷于危機時，這種亞洲主義便降低了調門。90年代后期以來，日本正在小心翼地探索在維持美、亞間平衡的基礎上推動東亞合作的途徑。日本從觀望、消極到參加“東盟加中日韓（10+3）”首腦會議，進而積極推動中日韓合作，就體現了這一方面的努力。這一新動向的思想基礎將在今后逐步得到澄清。
行為方式：小國主義，大國外交論，還是中級力量說？
戰后日本外交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主動采取“低姿態”，在國際事務中追隨美國，盡量抑制自己的對外獨立主張。
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各界精英中陸續出現了要求變“中小國家外交”為“大國外交”的呼聲。80年代末以來，“大國外交論”以極其明確的方式得到表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務省高官栗山尚一多次撰文，就日本對外姿態調整問題作了理論闡述。在他看來，國際秩序主要是由大國來形成和維護的，中小國家的使命只是很好地適應既成秩序，以維護本國利益；如今日本要擺脫以往的“中小國家外交”而向“大國外交”過渡。[19]
1993年小澤一郎提出的“普通國家論”，則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倡大國外交。他認為，日本不僅應在經濟領域、而且也應在派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等方面作出“國際貢獻”。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共同執筆的《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代表了80年代以來日漸增強的新民族主義和“厭美情緒”。這種“說‘不’論”在要求提高獨立自主性方面與“大國外交論”和“普通國家論”具有一脈相承之處，但在對待“對美協調”與“國際貢獻”方面卻具有很大差異。
在這一時期，與“大國外交論”和“普通國家論”針鋒相對的理論，是武村正義在《雖小卻熠熠發光的國家》一書中提出的“小國論”。該“小國論”繼承了近代以來的“小國主義”傳統，但這一理論在90年代未能占據主流地位。
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對外行為方式的自我定位又有了新的變化，其追求大國外交的呼聲有所降溫，對“中國威脅論”的共鳴增大，依賴美國的向心力得到加強。另一方面，“55年體制”崩潰后政界的“總體保守化”趨勢得到加強，這一變化使日本走向“普通國家”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其結果，90年代中期以來，加強日美同盟、背靠美國“借船出海”的“普通國家”路線在日本對外行為方式上占了上風。
對這一路線提出補充和修正的是“中間國家論”。日本一些論者提出，日本本來就不具有與美、中、俄等大國對等地展開“權利游戲”的能力，因而倒不如堅持作為“中間國家”而制定對外戰略。這一理論在主張加強對美協調、增強日本的對外影響方面與上述“借船出海”方式并無二致，但在目標與手段方面表現為更徹底的對美依賴主義和結構性的“霸權穩定論”，在這一點上與“大國外交論”表現出的權宜性的日美同盟論劃了一條界限。
外交手段：經濟外交，政治外交，還是軍事外交？
戰后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經濟外交，即它是一種以發展經濟為目的、以經濟為主要手段的外交，當今居世界首位的援助大國地位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強項。冷戰結束以后，日本開始對經濟外交作出調整，謀求確立以經濟外交為主、以政治外交為輔、并包括將來可能恢復的軍事外交在內的大國外交體系。
在經濟外交領域，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以往長期堅持的立足于“南北問題”的“開發援助”理念，而開始采取對他國施加政治影響的“戰略援助”理念，動輒對受援國拿起停減援助的制裁大棒。1992年6月30日，日本內閣制定了《政府開發援助（ODA）大綱》，其核心是確立了對外援助的政治標準，引進了制裁手段，正式啟動了“經濟外交政治化”進程。
除經濟外交的變化以外，日本越來越積極地展開政治外交，在維和、軍控、安全對話、地區合作等領域謀求發揮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的作用。
與此相并行，日本一些勢力越來越明確地提倡重新獲得軍事外交手段，日本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試探重獲軍事外交手段的途徑。首先，日本與美國共同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并在國會通過了新《指針》的相關法案。其主要后果是，日本今后可以在“周邊事態”這種本土以外的地區對美軍的對外軍事干預行動提供“后方支援”。其次，日本加快了“修憲”進程，其矛頭直指規定日本“放棄戰爭”的憲法第九條。如果這一進程真的使日本重獲對外軍事手段，那么日本將在配合美軍作戰行動中超越“后方支援”而直接參戰，而且有朝一日有可能擺脫美國的控制而為單獨對外用兵鋪平道路。
對外關系：堅持日美基軸，還是走向全方位外交？
二戰以后，日本形成了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外交路線，其顯著特征是“美主日從”。
50年代以來，“美主日從”框架受到了日本國內的兩種挑戰：其一是主張在美主日從框架中提高日美對等成份的改良勢力；其二是主張變日美同盟為獨立自主外交的否定勢力。前者又分為如下兩種類型：一種是通過推進全方位外交“間接”地減少對美依賴的離心傾向；另一種是通過調整日美關系來“直接”提高日美對等性質的向心傾向。
1994年2月23日，細川首相成立了以樋口廣太郎（朝日啤酒公司董事長）為會長的咨詢機構“防衛問題懇談會”。該會于同年8月份向當時的村山內閣提交了題為《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的應有姿態——面向21世紀的展望》的研究報告（通稱“樋口報告”）。這一報告的第二章第四條措施，把“多邊安全合作”放在第二條予以論述，而把日美安全關系擺在第三條，這被人們視為日本追求自主防衛和脫美路線的跡象。
“樋口報告”發表前后，美國國防部也在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耐的首倡下開始了新東亞戰略的研究，旨在重新加強處于“漂流”狀態的日本同盟。以“耐報告”為基礎，日美著手為雙邊同盟進行“再定義”。1996年4月16日克林頓總統終于訪日，美日首腦于17日發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根據《聯合宣言》精神，日美安全協商委員會著手修訂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并于1997年9月23在紐約發表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簡稱“新指針”）。1999年4～5月，日本眾參兩院通過了“新指針”的3個相關法案。至此，日美同盟“再定義”進程通過“三步走”而告結束。
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界精英圍繞美日同盟的見解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以“脫亞入美”為集中表現的親美派政策傾向，以“脫美入亞”為集中表現的亞洲派政策傾向，以“入美入亞”為集中表現的平衡派政策傾向。近年來，有些日本人熱中于以“海權”對“陸權”的模式論證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其中包含著以日美同盟確保海上權益和貿易通道的安全考慮和抑制他國參與海洋競爭的防范意圖。
當然，除上述兩種戰略思路以外，日本的一些右翼學者、各界強硬派、各類防衛“族”們正起勁地鼓吹赤裸裸的、低廉的反華論調。有的擺出干涉臺灣問題的架勢，[20]有的甚至鼓吹以“日臺韓印聯合”來對付中國，等等。[21]
社會思潮：新民族主義抬頭，還是國際主義主導？
80年代后期以來，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新民族主義思潮出現了蔓延之勢。石原一方面強烈主張日本應擺脫美國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肆意否認日本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歷史。這樣一種赤裸裸的新民族主義思潮卻在日本社會得到了廣泛共鳴，這一點可從他的幾部“說‘不’”的書一再暢銷、石原本人當選東京都知事等事例中得到證明。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傳媒和有識之士曾紛紛對石原的這種赤裸裸的民族主義喧囂提出了批評，指出《日本可以說“不”》一書缺乏責任感，說話未免過度。[22]然而，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政界總體保守化局面的形成，日本社會逐漸失去了對新民族主義進行自我批判的能力。
在90年代，日本政界、輿論界和學界的民族主義傾向也呈現出進一步加強之勢。
首先，為日本的侵略歷史翻案的勢力與動向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政界有自民黨的“歷史問題研究會”等大規模的有組織、有系統的翻案活動，學界有“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等組織給翻案活動披上了“學術”的外衣，輿論界的若干雜志則更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否認侵略歷史、漫罵亞洲鄰國為“特色”，在書店里可以看到否認侵略歷史的書籍的種類大大超過正確描寫歷史的書籍，在法庭客觀描繪了歷史的人們連遭敗訴。
其次，突破戰后法制限制而走向軍事大國的傾向日益失去牽制，照此下去日本勢必走上一條與戰后道路完全不同的路徑。
在現階段，日本的民族派與國際派、亞洲派與親美派都在“國際貢獻”的口號下打著各自的主意。然而，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主張發揮對外“軍事貢獻”的主張正在逐漸得勢。這類主張，與其說是提倡作“國際貢獻”，不如說是要在“國際貢獻”的幌子下打通走向軍事大國的道路。
結語：在未來時期，日本對外戰略調整進程除受其國內政局影響之外，還將主要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中日“伙伴關系”的進展趨勢，中美日俄關系的關系的調整情況，以及東亞地區合作前景等等。在21世紀到來之際，日本在新世紀對外戰略的選擇上猶在舉棋不定，彷徨猶豫，預計這一狀態還將持續一段時期。（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1期）
[①] [日]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講談社，1993年，第18頁。
[②] [日]小澤，同上書，第102～105頁。
[③] [日]小澤，同上書，第117頁，第123頁。
[④] [日]小澤，同上書第115頁。小澤在書中還暗示了要與臺灣發展官方關系的可能性（參見同上書第158頁）。
[⑤] 小澤的《日本改造計劃》于1993年5月20日出版后，不到4個月就增印12版，不到1年零2個月就增印21版……
[⑥] 船橋一般以音譯日文片假名表述“civilian
power”，在《日本戰略宣言》（講談社，1991年）的第15頁和《日本的對外構想》（巖波書店，1993年）的第210頁則以漢字“民生大國”予以表述。
[⑦] [日]船橋洋一編著：《日本戰略宣言》，講談社，1991年，第13～18頁。
[⑧] [日]船橋，同上書，第53頁。
[⑨] [日]船橋，同上書，第59頁。
[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小澤本人的政治活動并非順利，但他的“普通國家論”卻在政界廣泛滲透。
[11]
其代表作有：豬口邦子：《后霸權體系與日本的選擇》，山本吉宣、衛藤沈吉：《綜合安保與未來的選擇》，五百旗部真：《秩序變革期日本的選擇——提倡“美日歐三極體系”》，豬口孝：《現代國際政治與日本》，入江昭：《新日本的外交——全球化時代日本的選擇》，船橋洋一等：《日本戰略宣言——以民生大國為目標》，大來佐武郎、伊藤憲一、田中明彥監修：《新世界秩序與日本的作用》，中曾根康弘等：《共同研究：“冷戰以后”》，高坂正堯：《日本存亡時刻》，船橋洋一：《日本的對外構想——冷戰后展望》，細谷千博、丸山直起編：《后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等等。1992年2月25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了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題為“歐、美、亞三極構想”的研究報告。
[12] [日]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1991年版，第27～29頁。
[13] [日]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進的方向》，載[日]《外交論壇》1995年1月號。
[14] [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說“不”》，光文社，1989年，第12～21頁。這部書接連再版，銷售量已突破125萬冊。
[15] [日]石原等，同上書，第141頁。
[16] [日]石原慎太郎、渡邊升一、小川和久：《日本還是可以說“不”》，光文社，1990年。
[17] [日]石原慎太郎：《日本經濟可以說“不”》，光文社，1998年。
[18] 參見[日]船橋洋一：《日本對外構想》，巖波書店，1993年，第98～102頁。
[19] [日]栗山尚一：《動蕩的90年代和日本的課題》，載[日]《外交論壇》1990年5月號。
[20] 參見[日]《防衛》，1999年秋季號，第9～15頁。
[21] 參見[日]《追求》，1999年10月27日號。
[22] [澳]加文·麥考馬克：《虛幻的樂園》（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