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
在現代社會的絕大多數國家，政黨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不過，它們活動的舞臺主要是在國內，即使出現在國際事務中，那多半也是以國家或者政府的名義，極少有凸顯政黨身份的。政黨之間的國際交往不管是雙邊的還是多邊的，往往都出于思想、情感、價值、利益等諸多方面的認同。與國家關系相比較，黨際關系有更大的主觀選擇性，大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味道。比如，共產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社會黨國際則是各國社會民主黨（工黨、社會黨）的聯合組織。與此相適應，差不多在整個20世紀，政黨的國際集會也都是按類別進行的，比如，1957年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960年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975年七十九國共產黨和工人協商會議、1953年亞洲社會黨人代表大會、1951年以來每隔幾年就召開一次的社會黨國際代表大會等等。這些大會所討論的多半都是同類政黨關切或者感興趣的話題，不僅理論色彩和意識形態色彩十分濃厚，而且對其它類型的政黨有很強的排斥性。
不過，進入到了21世紀，政黨國際集會的這種狹隘的框架開始被亞洲政黨國際會議所打破。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始于2000年，第一屆會議于當年9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有來自26個國家的46個政黨參加；第二屆會議2002年11月在泰國曼谷舉行，有35個國家的77個政黨參加；今年9月3日－5日在北京舉行的是第三屆，參加會議的有來自35個國家80多個政黨。
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的意義無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可以概括為政黨的自我超越。
首先超越的是政黨間交往的界限。在即將與會的80多個政黨中，有社會主義政黨，有資產階級政黨，也有民族主義政黨；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有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有信仰自由主義的，也有信仰宗教的；有執政的，有參政的，也有在野的；有大的，有中的，也有小的。品種齊全、謂五顏六色的政黨齊聚一堂，這在世界政黨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另外，許多國家的不同類型的政黨共同出席一個會議，也罕見的。舉兩個例子，印度的國大黨、人民黨、共產黨、共產黨(馬)、民族國大黨和全印前進同盟，日本的自民黨、公明黨、民主黨、共產黨、社民黨就一起應邀來北京出席會議。
其次超越的是各種政黨的自價值取向。類型如此齊全的政黨聚在一起，會議主題顯然必定是包容性極大的。所以，前兩屆會議的主題是“協商、合作、謀求共同發展”，這是一屆的主題是“交流、合作、發展”。這樣的主題不僅超越了意識形態、政治信仰，而且與各國、亞洲乃至世界的發展主旋律相吻合，幾乎是所有政黨關切的。這樣一來，會議所討論的主要不是政黨或者政黨關系的問題。不過，會議又不能完全不顧及到自身的政黨性，所以，北京的這次會議的具體議題除了“地區安全與多邊合作、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之外，還有“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可不難看出，即使這個議題也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并緊緊地與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然而，最主要的超越還體現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歷史上，不用說操持各種類型政黨的大規模國際會議，就是小規模的共產黨的國際會議，中共都從未主辦過，其主要原因就是囿于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所以，主辦這次亞洲政黨國際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全面、徹底地超越了這些差異：既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也不搞政黨結盟。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過去只注意吸取同類政黨執政的經驗教訓，如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而很少提及其它類型的政黨（特別是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主辦這次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學習、借鑒“不同國家、具有不同性質的各類政黨改進領導體制、工作機制、領導方式、執政方式，處理黨政關系、調整和擴大社會基礎與階級基礎等各方面的重要經驗”。如，權力制衡的經驗。越來越多的官員腐敗告訴我們，中國雖然不能搞多黨制，但是，各級領導人最高權力必須要有監督、有制約，否則容易出現專斷、失控，從而造成重大的決策失誤和腐敗現象；再如，現代化的治國經驗。在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以法治國，包括根據發展的需求不斷地制定出相應的法律，樹立法律的權威性，培養人人（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遵紀守法的自覺性等等。這種超越對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除了上述種種超越之外，還有兩點也值得關注：第一，如今的中國立志和平崛起、在國際事務中作負責任的大國，這次國際會議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展示平臺。第二，由于南非的非國大和南非共產黨、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和德國的阿登納基金會和賽德爾基金會也應邀出席，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的機制今后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成洲際的，有利于世界政黨交往方式的轉型。（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