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西方興起的原因，正是得益于有效率經濟組織的蓬勃發展。那么，怎樣才能使經濟組織富有效率？諾斯認為要從制度上做出安排，明確產權，促使個人積極工作。因此，諾斯的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有效率的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對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眾說紛壇，莫衷一是。大多數人認為技術變革應記頭功，并把近代產業革命，當作歐洲經濟增長的起點。稍后，又有經濟學家強調，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到了60年代，經濟界又開始探討市場信息成本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致力于經濟史研究的諾斯教授認為，如果以上這些因素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那么用它們來解釋經濟增長應該是無懈可擊，但是，經濟學家卻無法回答這么一個問題：
“如果經濟增長需要的就是投資和創新，那為什么有些社會具備了這種條件，卻沒有如意的結局呢?”
西方世界的興起，究竟靠的是什么神奇力量?為回答這個問題，1977年，美國經濟學家諾斯與他的合作者，聯手出版了《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在這本僅有10萬字的小冊子中，他另辟路徑，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也就是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西方興起的原因，正是得益于有效率經濟組織的蓬勃發展。那么，怎樣才能使經濟組織富有效率?諾斯認為要從制度上做出安排，明確產權，促使個人積極工作。因此，諾斯的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有效率的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十七世紀，歐洲大部分地區處于經濟衰退的泥濘之中，但位于北部的荷蘭卻是一枝獨秀。它不僅成功地擺脫了經濟停滯的陰影，實現了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和經濟的長期繁榮，而且一躍成為歐洲的貨物集散地和國際商業中心。諾斯認為，荷蘭的自然資源并不豐富，它的成功靠的不是大自然的恩賜，而是來源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這兒，政府英明而有遠見，敢為人先，大力鼓勵各種創新活動，想方設法降低交易費用，從而提高了經濟組織的效率，而經濟組織的效率反過來又降低了交易費用，這就像是腳氣和霉菌的關系，不過形成的卻是良好的互動。
近代荷蘭興起的原動力是商業貿易的極大發展。任何交易都需要或多或少的費用，這些費用可以分為信息搜尋、談判、合同實施三大塊。在商業貿易中，對買者來說，迅速獲得足夠的信息，降低搜尋費用是最為重要的。大型市場商品琳瑯滿目，品種應有盡有，買者不用跑東跑西，在一個地方就能找到自己所需的各種東西，搜尋費用大大降低。同時，由于市場上價格、質量等信息較為充分，且交易方式早已約定俗成，談判水到渠成，不用多費口舌，談判費用也降低了。鑒于市場對減少交易費用的巨大作用，當地政府采取了許多扶持政策，促進其形成和發展。往往是市場
“才露尖尖角”，政府早已“立上頭”。另外，政府通過立法和嚴格執法，來確保交易合同如期切實得到執行，使那些欺詐行騙的不法商人沒有立足之地，正當商人不必花大力氣來監督合同的實施，既降低了交易費用，又解除了后顧之憂，生意做得安安心心。
與此同時，商業組織形勢發生巨大變革，意義深遠的股份公司和代理商出現了。在暫時性組合中的資金入股，使許多小商人的資金聚少成多，以前為巨額資金所困的遠洋航行終于得以圓夢，并且風險也分散了。另外，小商人付出一定傭金，就可以利用其他市場的同行商人，進行本地市場以外的貿易。這些組織技術，使以往個人無法完成的冒險事業成為可能，跨大陸貿易成為現實。
資本市場和商業中心是一對連體嬰兒，二者緊密相連，你榮我興。因為市場越有效率，達成一筆貸款所需的交易費用越低。隨著一個個商業中心的興起，資本市場也如影隨形，蓬勃發展起來。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新的金融媒介不斷出現，大大降低了利率。從15世紀到17世紀，利率由20％一30％減少到3％甚至更低。資本要素相對于其它要素來說，價格大幅度下降，逐漸取代了其它要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至深。
在農業方面，荷蘭地區實行了土地私有和自由勞動力制度。莊園被分給小農，土地私有制保證了投資收益大部分歸投資者本人所有，于是個人積極性倍增，人人爭先恐后，不辭勞苦，技術革新不斷涌現，生產工具不斷推陳出新，結果產量不斷突破原來的極限，躍上新的歷史水平。從上可見，正是有了合理的制度，尤其是有了極大刺激個人積極性的產權制度，荷蘭地區才能逃脫馬爾薩斯陷阱，成功地實行了經濟的起飛，成為歐洲經濟一片黑暗中的璀璨明星。后來，英國效仿了荷蘭的所有權和制度規定，后來居上，取代荷蘭而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發展最快的國家。而法蘭西和西班牙因為上層領導集團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未能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競爭中一落千丈，沉淪下去。
《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經濟理論和經濟史“本是同根生”，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被撕成“兩張皮”，不隔行也如隔山。經濟史學家埋頭收集整理資料，忙于考證注釋，將經濟理論拋在一邊，結果連具體的經濟史過程也說明不了，更不用說“一國經濟興衰”的重大問題了，落人遭人譏笑的境地。而理論學家則認為他們從事的研究檔次最高，對史學不屑一顧。當他們得知二位經濟史學家諾斯和福格爾，分享了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時，開始很有幾分驚愕，幾分不以為然。但是，當他們了解諾斯的理論后，又不得不為他的深刻、獨到所折服。
（來源：光明觀察周刊/王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