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特權與平等成反比。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特權越少平等就會越多；二是一個越是平等的社會就越是會對特權形成抑制。對瑞典人來說，這個道理并不難理解。最近的一則新聞頗能說明這個問題。
今年9月瑞典大選結束后，社會民主黨失利，當了十年首相的佩爾松搬出首相府。但他還是社民黨的領袖之一，主要工作仍然在斯德哥爾摩，加上他的夫人阿妮塔·斯汀是國家酒類專賣局的總裁，也在斯德哥爾摩工作，所以不便每天都回外地的家，只好在斯德哥爾摩租套房子。
瑞典許多高官都和佩爾松一樣，為了工作，只能在斯德哥爾摩租個住處。瑞典人將這類住宅稱為“過夜公寓”，有點兒像我們說的“臨時住房”。
順便說一句，瑞典首相搬進國家提供的首相府不過十年，那以前，如果是外地人當了首相，要么在斯德哥爾摩買房子，要么就只能租“過夜公寓”了。
佩爾松下臺后，夫人斯汀給一位在房產公司工作的朋友打了個電話，請他幫忙找一套房子。恰好這家公司剛剛把兩間辦公室改建成了兩套公寓，就在市中心一個不錯的社區。聽說是前首相要租用，房產公司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按理說，這不算是一件大事，可媒體偏偏不肯放過。他們派記者去那個小區調查，發現很多人都想在那里租房，已經排了長隊。瑞典《晚報》的報道稱，有些人為了能租到像佩爾松夫婦一個電話就能租到的房子，可能要等差不多20年！
報道發表后，房產公司不得不出面澄清，把房子租給佩爾松夫婦沒有違反任何規定。按照法規，房產公司應把名下房屋的一半交給住房協會來出租，另一半則可以由自己出租。房產公司認為，佩爾松夫婦無論從身份看，還是從收入看，都屬于能夠確保按時交納房租住戶，完全符合優先考慮的條件。
但是，媒體并未因此善罷甘休。討論在《晚報》BBS上展開，有人贊同把房子租給佩爾松夫婦，畢竟他們為國家做過不少工作。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樣做不對。佩爾松顯然藉政治地位獲取了某種特權，這就好像大家都在排隊，忽然有人加塞一樣。
我不知道中國讀者讀到這則新聞，會作何感想，會不會覺得瑞典人小題大做，對平等過于苛求了。不過，如果我們能夠感受一下平等在瑞典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應該不難理解瑞典人看待特權的心態。
在瑞典，平等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僅僅依靠法規建立起來。我們常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固然重要，但在瑞典人看來，那只是一種最基本的平等。瑞典的平等，深深地滲透在這個國家的體制和整個社會生活之中。
早在1930年代，當時的首相、社民黨領導人皮爾·阿賓·漢森就提出了建設“人民之家”的理想，目標是“使所有人民永遠擺脫貧困，把瑞典建設成為一個所有公民———不分性別、階級、出身以及其他一切社會差異———都享有國家提供的基本經濟保障的社會”。
所謂“基本的經濟保障”，實際上就是通過公平分配來達到的平等。瑞典的住房、醫療、教育等許多方面的體制均以平等為基本原則，而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反過來又促進了平等。
就拿住房政策來說，基本原則是“一切個人，不分年齡和是否有能力，都享有住房權；所有住房必須價格合理、設備現代、設計良好、衛生和寬敞”，簡單說，就是“人人有好房可居”。在這個目標的指引下，1960年代中，瑞典政府實施了“建造百萬套住宅”的計劃，從而使瑞典成為妥善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的佼佼者。
平等的理念在瑞典社會中能如此根深蒂固，也是和瑞典社民黨人多年來的堅持分不開的。他們把追求平等視為黨的基本原則，時時不忘提醒自己注意這方面的教訓。蘇聯解體后，社民黨高層寫過一個總結報告。報告認為，特權階層的形成使蘇聯越來越背離平等的理念，這是最終導致社會分裂進而引發解體的重要原因。
通常，一個社會能夠如此重視分配的公平，貧富差距肯定就會小一些，而貧富差距越小，社會也就越平等。根據本文開始時所講的道理，在這樣的社會里，特權也就會越少。瑞典人有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平分配，享受到了平等的好處，自然也就更看重平等、更珍惜平等，容不得一丁點兒的特權。
寫到這里，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問，你說了半天，還沒有告訴我們，佩爾松夫婦究竟租了一套怎樣的房子呢？從《晚報》網站上的平面圖看，那是一室一廳。(作者為北京資深報人)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丁剛）
（編輯：王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