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鵬專欄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一年后的中日關系會是什么樣？誰能告訴我？” 即將赴日制作《巖松看日本》專題節目的央視主持人白巖松這樣問道。或許下面一個事例能夠間接的回答這個問題。
在2006年日本東京召開的由中日兩國政治、經濟、媒體、學術各界參加的一個論壇上，日本一位資深媒體人在發言中坦率地表示，對在中國能夠進行公開的輿論調查感到驚訝。因為在他的腦海中，中國還依然等同于一個非開放性的國家，是不可能允許進行這樣的調查的。一個日本知識階層的人士尚對中國存在如此誤解，大眾層面相互了解的程度就更可以想見了。
一項近兩年在中日兩國一直在做的同步輿論調查顯示，90％左右的中日民眾沒有到過對方國家，沒有接觸過對方國家的人。在日本人眼中，“黨員”和“政治家”依然是他們對中國職業的基本認識，不到四分之一的人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很顯然，對于中國近20年來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巨大變化，日本民眾缺乏了解。而同樣，中方問卷的數據亦顯示，中國民眾對于日本的了解也是片面和有限的。
因此，問題其實不在于一年以后的中日關系會是怎樣？在這樣一個缺乏相互認知的基礎上，一年后的中日關系會是怎么樣很難說明什么問題。作為最受國民感情影響的國家間關系，缺乏國民相互認識的中日關系，即便一年后平靜如水或溫暖如春，又有什么基礎能保證它持久呢？1992年日本天皇訪華時上海的歡迎民眾約有5到10萬人，而同樣的數字出現在2005年的涉日游行中。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如同蹦極一樣的變化在中日關系中已經并不乏見。
當日本全面侵略中國開始的1937年和中日關系正常化的1972年交匯在2007年的時候，中日之間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使中國和日本的形象在對方眼中變得真實和清晰。這一點，對于中日關系來說，無論是對眼前還是對長遠，都顯得尤為重要。
一衣帶水的近鄰，是我們自小從教科書了解到的對中日關系的描述。但是，地理上的接近并未帶來認知上的了解。在文化、歷史與利益上如此交錯的兩個國家，在信息交流已經如此通暢的時代，依然在相互認知上存在如此之大的鴻溝，頗為值得玩味。不少人將此歸因于媒體責任的缺失。有日本學者評價說：“與其說媒體是促進了兩個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賴，倒不如說是放大了兩個國家的誤解”。然而實際原因并不如此簡單。以央視的這個專題為例，其涵蓋面從漫畫、老人社會、歷史觀、東京交通、電玩等等，不可謂不廣。它能夠給中國人展現一個現代的日本社會，但它依然無法讓中國人真正了解日本。因為它描述與展現的只是這個國家的表層，而非國民性和日本社會深層的邏輯結構。事實上，盡管后者顯得深奧，但實際上最終往往是通過幾個抽象的國家形象概念被表述出來，就像當年本尼迪克用“菊花”與“刀”來形容日本人性格的兩面性一樣。中日之間認識缺失的問題就在于，盡管幾十年中，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發生了和繼續發生著很大的變化，但目前還沒有出現新的國家形象概念能夠表明中日兩國的現實狀況，能夠取代已經陳舊的集體意識。封閉與落后，軍國主義依然充斥著各自國民的腦海。
而隨著中國和日本的發展，雙方之間的真實和清晰已經不僅僅是指國民性認識，還應該包括對對方國家戰略認識的清晰。一個調查顯示出的數據表明，當前是中國人擔心日本走向軍國主義，而日本人則擔心中國走向霸權主義。相信兩國各自的國民都會認為對方的擔心實數多余。2006年，現任日本自民黨干事長的中川秀直提出了在亞洲已經面臨從未有過的中日兩國強強并立時代到來的論斷。06年底提出的“戰略互惠關系”對于中日關系來說都是有戰略意味的。雙方已經開始在新的國家力量對比下，在新的亞洲和世界環境下，尋求雙邊關系的戰略定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戰略互惠關系的具體內容，各自的亞洲戰略和全球戰略，以及雙方對于彼此國家戰略的解讀都依然模糊。
一千多年前，開創日本律宗的中國唐代鑒真和尚回答日本的僧學懇請其東渡時，說日本是有緣之國，隨即應允。有緣意義深刻。他是指日本與佛法有緣，也指中日之間在地理、歷史、文化、宗教上的緣分。時值今日，也許是到了中日共同為雙方國家戰略上的“緣分”寫下新注解的時候了。（周曉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