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統的說法，一百多年前，別人憑借船堅炮利打開了我們的國門。這個說法基本等于胡扯。國門其實是早就打開著的，只不過是門內的人從來就沒正眼向外面看上一眼而已，當別人船堅炮利了以后，我們的脖子被強制的扭曲了過去，身體還擰著勁想回到祖宗牌位前繼續叩拜，牌位上大書“中央帝國”四個大字。而這個姿勢造成了觀察角度不同——強扭之后、落枕沒治好以前，不會學會怎么正常看東西。
一直到最近一些年，這種總是扭著勁看待世界的方式終于有了一些改變。（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大型學術叢書《中國學者看世界》這套書，應該說是脖子好以后的第一份對外的觀察。有人說，這是用“中國尺度、全球視野”來做觀察的書，我看不盡然。
無可否認，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還是有點叢林規則的意思。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文明的發展也是逐漸把叢林規則進行拋棄的一種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社會在很多問題取得了共識。總有學者在強調的文化差異，在全球資訊自由流動的今天，已經沒有那么顯著了。
從文化的角度看，其實所有能夠生存到今天的文明，在基本的意識底層上都有其同質性。這倒未必是文化交流的結果，更可能我們人類作為非洲直立人的后代，本身在基因層面上就有著一種共性。加上文化的交流以后，所謂的“中國尺度、全球視野”其實是不存在的，既然接受了“全球視野”，就證明我們也是用同樣的一套規則來衡量自己與這個世界。所以，這里沒有什么“中國尺度”，只有“中國角度”。
那么，什么是中國的角度？對于國際關系來說，利益與自身的國家形象就是自己的角度。從利益上來說，一直以來，中國是作為一個被強盜搶到只有一條內褲的心理定位出現，不是在痛說革命家史，就是在一被損害的角色定位上說話。而自從中國經濟起飛以來，這個角色定位已經是不準確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大概有60%依靠于外資的輸入。國家自身形象的描述，在長期以來，因為意識形態的限制，總是自外于主流之外。這種主流之外的姿態與相輔相成的被損害的角色，曾長期成為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基本點——楊白勞式的。
《中國學者看世界》這套書好就好在，終于能夠用一種平等的、盡量不用意識形態與債主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以及這個世界中我們應該在的位置。究其原因，除了作者大多數是中青年學者、在學術上更少禁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人說是與國家本身的崛起是相關的。
在這種思考模式下，很多人認為，學術的話語權與社會生活的話語權其實并無二至。在社會生活里，擁有社會資源多的人，其話語權也就大，也就更能在相對大的領域里發表自己的意見。并且這種話語權更平和、更客觀、更符合社會主流意識的共識。學術上的話語權也是如此。
但一個國家的實力崛起，未必能讓其中的人更正確的認識自己的位置，不論是二戰前的德國還是日本都是很明顯的例子。崛起以后，更多的可能是一種窮人咋富的思考方式。崛起不是一個能讓人理性思考的必要條件，最多是一種重要條件而已。
在我看來，與其說把這套書的作者的理性思考歸功于國家的崛起，不如把這個功勞歸于一種接受的理性。這些學者所接受的理性，是一種在全球化之下的統一規則的理性思考，角度不同而規則則一。只有在這種承認了大家都基本承認的規則下的研究，才具有了現實的意義。
所以，看到這樣一套書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脖子都舒服了許多。中國角度、全球視野的結果，是我們可以俯仰自如的看待整個世界與我們自身的位置，拋棄到楊白勞的造型與心理定位，說不定某天我們也能成為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