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經濟與政治的不平衡發展，是造成社會認知分合的主要原因。中國社會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及由此進入市場經濟初期階段時出現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新的不協調現象，造成了中國的社會認知在原有的基礎上發生分化。結合時代的變化，堅持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性原則不動搖的同時，在新的即公民國家的形式下整合新時期的中國社會認知是必要的，其最終目的是“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
一、新時代、新問題、新概念
19世紀50、60年代，西方歐美國家市場經濟普遍興起，自由資本主義正處上升時期。其間，這些國家，尤其是象英國、美國這樣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出現過中產階級意識與階級斗爭理論同時興起的現象：前者是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后者則是由經濟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兩極分化的擴大。這種歷史現象今天也伴隨著資本全球化進程來到當代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與之而來的是中國在生產效率迅速提高的同時，社會公平的天平日益失衡。在人們為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而興奮的時候，人們也在為日益擴大的基尼系數及由此日益擴大的兩極分化而擔憂。如果我們在人均國民收入的計算方法上介入基尼系數參照，就會看出今天中國發展也在重復歐美國家在市場經濟早期出現過的經濟發展和兩極分化分裂式同時并進的歷史過程。
一般說來，一定程度，乃至比較嚴重的兩極分化，是以資本運營為核心動力的市場經濟初期階段出現的必然現象。在這里，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不在于研究這種現象出現的必然性，[2]而在于研究中國可承受這種社會分化的底線，以及研究最大限度地消除或減小這種現象的規模及其對國家可持續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方法。以前是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現在則輪到生產力發展破壞了表現為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的生產關系。因發展而不能發展，則成了這一時期中國問題的結癥。
中國社會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及由此進入市場經濟初期階段時出現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上述不協調現象，造成了中國的社會認知在原有的基礎上發生如下四方面的分化：
一是自由主義意識。這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出現，90年代很有點聲勢，21世紀初在中國頹勢凸現，但在國際上仍有廣泛的影響。
二是公民權利意識。[3]
三是民族主義意識。[4]
四是階級斗爭意識。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與中國目前所發生的社會轉型有關。市場經濟導致自由主義與公民意識強化，國際霸權主義壓迫中國導致中國民族主義強化，兩極分化導致階級斗爭理念的復歸。這幾種意識都有其合理的價值，但如讓這種分化繼續擴大并不被國家整合則有造成社會動蕩的大危險。歷史經驗表明：強大的國家是對國內意識形態有高度整合力的國家。
黑格爾說的完全對：“哲學也必須在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5]；而事實上，意識形態，不管它如何分化，從另一方面看，也只有在國家層面上才能整合。
整合這些認知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因為它們——除了它們的片面和極端形式——的共同點是承認國家是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
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人的自決權即人權，民族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民族自決權。理論上說，這兩大權利在國家建成后實際上已經通過各民族之間的契約形式轉化或讓渡為依托于國家主權的公民權。“一個國家中只能有一個契約，那就是結合的契約；而這個契約本身就排斥其他一切契約。”[6]目前世界上還鮮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個人及其有效的個人自決權，因此也不會有高于公民權的人權。因此“公民權”是整合“人權”和“民族自決權”的合理概念。未來中國公民的人權的諸形式即個人自決權、人民自決權和民族自決權只能統一于法定的公民權之中，公民權又統一于國家主權之中。公民權是相對于國家權力的權利，而主權則是相對于聯合國權力——盡管這種權力非常有限——的權利。
公民權是現代人權的外觀，其法理前提基于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只有對國家盡比如納稅、效忠等義務的人權才有要求受國家保護的權利，而只有依法保護公民權利的國家權力才會得到人民代表的進一步授權和支持。沒有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互動是不行的，沒有公民義務與國家責任的互動也是不行的。權利與義務這兩個概念雙向統一于公民權和國家主權之中。而只有依托于國家主權的公民權才能將社會各階層的權利及其義務統一于國家意識形態中來。因此，相對于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而言，“公民國家”而非“公民社會”是其融入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的合理出路。前者是一個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文明概念，而后者則是強調公民權利的片面的概念。
建立符合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點的多元一體的社會認知是可能和必要的。它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與公民義務意識的統一，二是國家權力意識與國家依法保護公民權利的責任意識的統一。
從階級成分到公民身份，這既是中國人權事業的重大變化，也是近現代國家轉型的一般規律。
現代主權意義上的中國國家主權誕生于舊民主革命階段，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斗爭中，1949年中華各民族在自覺讓渡出各自的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共同組成代表中華各民族利益，尤其是代表各民族中勞動者利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并由此形成國際一致認可的國家主權。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基于國內居民主體即絕大多數勞動者擁護的國內合法性和作為聯合國成員國的國際合法性得以確立。
階級專政是現代國家——不管它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蘇聯、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普遍經歷過的必要的過渡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共同體，其間中國經歷了人民民主專政時期。80、90年代，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這時國家居民的身份實際上從階級成分整體地轉變為國家公民身份，國家主權則轉變為包括有產者在內的全體納稅公民的命運共同體。2004年，筆者到深圳講課，發現深圳人，尤其是深圳的富人的國家意識非常強烈。這使我意識到：當代中國的有產者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成命運共同體。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在不經意間正在犯著得魚忘筌的錯誤：在將有產者納入國家建設力量的同時，又產生著將勞動者在基尼系數不斷擴大中逐出這個命運共同體即公民國家的傾向，其結果是將本是國家公民的內部矛盾再次異化為階級矛盾并由此再次造成國家內的階級裂變。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歐洲是完備的階級斗爭理論的發源地。《共產黨宣言》的誕生是歐洲階級斗爭激化的理論表現，而造成階級斗爭白熱化的原因在于那時一部分歐洲大陸國家走上市場經濟道路以后片面追求效益和利潤，致使國內基尼系數迅速擴大：19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的英國、法國和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都出現過嚴重的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激烈的國內階級斗爭及相應的階級斗爭理論。
那么，后來它們又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它們強調海軍實力，強力保護海外利益，并強力使海外利潤回流到國內。它們是通過海外擴張和由此產生的高額利潤回流補償國內貧困階層，并由此實現了國內工農勞動者貧困的國際化轉移。美國在20世紀初開始重視教育和公民權益，和諧社會的一些因素逐漸出現。
經驗表明：公民國家的建立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撐。在不改變既定的市場經濟前提和資本效率的前提下，公民國家如果沒有外部資源的大量回流和補償，那只有走拉美式發展一途，其結果也必然是階級意識上升和國內階級斗爭白熱化。20世紀30年代，中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就走過這條路，現在印度和拉美也是這種情況：保障少部分富人的利益，導致基尼系數不斷擴大，國家始終處在革命或階級動蕩之中。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廢除了私有資本，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了社會分配公平和由此產生的經濟高速發展。但當它們走上市場經濟以后，在國內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兩極分化問題又成了國家發展的巨大障礙。
“公民”本應是一個對國家負責并受國家平等保護的全體人的概念，勿庸置疑，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特定的基尼系數下，名義上平等的公民權利也存在著事實不平等的現實，[7]但當這種不平等達到兩極分化的底線時，“公民”的概念就會退化為“階級”的概念，公民矛盾就異化為階級斗爭。因此，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國家的前提是公平——雖不是絕對的——必須是多數人享有的。這種公平不能僅停留在“權利”層面，更要深入到保障多數人，尤其是占人口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擁有實現公平權利的支配手段層面。不能支配的權利，必然是失敗的權利。[8]作為中國居民主體的中國人民應是中國公民國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因此，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條件首先是要考慮多數人，特別是工人農民的利益，實現多數人的利益是中國公民國家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而實現以工農利益為保障為前提的公民國家制度則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前提。但目前的現實是，在沒有巨大的海外利潤回流補償的情況下，中國可以用來整合社會的資源極為有限；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中國目前出現兩極分化的現實，這嚴重阻礙了國內諸種思潮在公民國家層面的整合。
值得指出的是，社會認知在“公民國家”層面比在“公民社會”的層面整合，更有益于公民凝聚力的形成。它不僅消除了將“社會”與“國家” 對立起來的——實際上是將不可分割的“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割裂開來的——潛意識，同時它還消除了絕對“人權”和絕對“民族自決權”的概念，從而使絕對自由主義和絕對民族主義的意識，在理論上就發生動搖。因為在公民國家制度中，公民權成了人權的實現形式，國家主權成了民族自決權的實現形式。宗教自由即宗教自決權是人權的內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無限的宗教自決權轉化為必須服從其公民權的有限宗教自決權，也就是說，其宗教行為必須以效忠國家為前提并由此換得國家對其宗教自決權的依法保護。
這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民族”概念在公民國家中已轉化成一個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我們已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可同時我們又不當地用 “民族分裂” 概念來表達國家分裂的內容：同樣性質的問題，在東部臺海地區稱“分裂國家”，而在西部地區則稱“民族分裂”，這在法權邏輯上是矛盾的。從法權的角度分析，在國家主權確定的條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準確地表述“分裂國家”的含義。因為民族分合并不是一個法權或說主權再造的過程，而是一個文化再造的過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說自己是漢族，明天你也可說自己是其他民族，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類型，但這并不觸及法律；但你要說你不是中國公民或要分裂國家主權，那就要觸犯法律了。“民族自治”應是一個國家區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應是一個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因此從現代法權的角度分析，當人權與公民權沖突時，公民權高于人權，因為這時的人權的主體即個人自決權為了獲得國家保護已在建國時自覺地讓渡給了公民權；當宗教權利和義務與公民權利和義務發生沖突時，公民權利和義務高于宗教權利和義務，國家只依法保護履行納稅和效忠國家等義務的公民的宗教選擇；當民族選擇權（國家建立后“民族自決權”自動消亡）與國家主權沖突時，國家主權高于民族選擇權。國家主權屬于現代法權范疇，我們的社會認知定性與整合也應該基于現代法權的邏輯。相反，如果我們采取“民族分裂”來表述少數人利用民族問題來“分裂國家”的行為，那就會將少數人的叛國行為混淆為民族宗教行為，將少數人的政治行為與整個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動混為一談，將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并最終在民族宗教問題上不慎犯了毛澤東同志所批評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9] 的錯誤。由此，筆者認為，在維護祖國統一方面，用“分裂國家”概念代替“民族分裂”更為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分裂國家法》不僅僅適用于臺灣地區，同樣也適用于中國任何一個地區。
確切地講，民族、宗教在國家成立后就演變成一個只有權利而沒有權力的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權力是要經過法定的授權程序，而權利則不一定要經過授權，有些權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護。確切地講，“公民國家”而非“公民社會”才是科學的概念。因為“公民”是與“國家”而非“社會”相對應的概念。國家的主權是由確定地區居民的人權，繼而民族的自決權讓渡給國家主權并由此形成的公民權的支持而來的，公民必須依法納稅和效忠國家，與此同時，國家應該依法尊重公民的法定權利。如果沒有公民忠誠的支持，國家就難得和諧。值得提及的是，中國的公民國家制度有中國的特點：與法國“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數的第三等級的經歷相似，由于中國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國家，中國的公民社會還應當是以工農利益為基礎的社會，以工農為基礎人口的人民才是中國公民社會的主體。“人民”是一個公民主體而非少數個體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