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無坦途。10月13日，保爾森召集美國九大銀行“巨頭”開會，商討“國有化”大計。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這些CEO“奉令”出席。據了解會議內容的人士透露，有銀行家表達了保留意見。其中之一是富國銀行董事長理查德·柯瓦希維奇(Richard Kovacevich)，因為該行不需要政府的融資。另一塊“硬骨頭”無疑則是高盛。
“國有化”舉措給金融機構上了“緊箍咒”。根據計劃，一旦獲得財政部注資，銀行在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方面也將受到限制。獲注資公司不得設置“鼓勵不必要的過度風險”的薪酬方案，必須禁止給予高管被稱為“黃金降落傘”的優厚離職補償。此外，在高管分紅、離職金乃至經營戰略等層面都會受到政府的束縛。華爾街對“國有化”的抗拒在意料之中。并非所有銀行都愿意就范，乖乖把部分股權轉讓給政府。
保爾森一臉嚴峻，態度強硬，指出盡管政府層面上，“國有化”注資系自愿參與，但銀行沒有多少選擇余地。尤為有趣的是，坊間傳聞高盛純屬被“逼上梁山”。高盛本身資產狀況尚好，主席兼CEO勞伊德﹒布蘭克芬(Lloyd Blankfein)一看政府還要給上“緊箍咒”、加收入“天花板”，當場表示不愿加入救助計劃。他當然還有自己的小算盤,如果別的銀行都加入了，自己就可以“搭便車”，免受流動性困擾了。然而，根據已透漏出的信息，我們可以猜測當時的情形，保爾森知道，高盛不簽，難以服眾，必定抱定了“擒賊先擒王”的謀略。他對布蘭克芬曉以大義，諸如“國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你公司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要顧全大局，要有愛國主義精神”等可想而知的大道理，當然，布蘭克芬不能拒絕戴上“愛國”的帽子。為了“愛國”大義，布蘭克芬非常不情愿地但自愿地在厚厚的一沓協議書上簽下了字。
《華盛頓郵報》報道，盡管有的銀行不情不愿，但最終所有的高管均作出讓步，包括高盛、花旗和富國等在內的美９大銀行都同意參加“國有化”注資計劃。其中，花旗和摩根大通各獲250億美元，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將各得200億美元，高盛集團和摩根士丹利各分100億，紐約銀行梅隆公司和道富銀行則各得20億至30億。
為避免民眾的誤讀，布什總統再三申明，注資計劃是保護資本主義，而不是毀掉資本主義。他說，“政府的作用將有限而短暫”。作為“自由市場”理論的堅定信奉者，他強調，政府干預市場“不以接管自由市場為目的，而以保護它為目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隨后也發表聲明，對政府行為進行辯護。他表示，救市措施是美國官方不愿意采取但必須采取的行動。他稱，政府擁有私有企業股份違背“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美國人”的意愿，但要恢復投資者對金融市場的信心，政府只能不得已而為之。一貫奉“自由市場”為金科玉律的英國《金融時報》13日的一篇社論或許能讓布什和保爾森有所釋懷。報紙在評價英國首相布朗的救市方案時說，“國有化是為拯救自由市場”。
另據路透報道，美國總統布什在會見商界領袖時還說，政府購買銀行股權的計劃最終有望收回大部分的投資,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賺錢。他說，“收購銀行股份以幫助其渡過此次金融危機是必要的。但長期而言這對國家并沒有好處,因此這項計劃最初的設計就是讓政府能夠最終收回投資用在納稅人身上,而且可能...最終不僅收回多數投資,在某些情況下還能小有收益”。回想AIG救助方案的失誤，盡管政府注資的定價仍然是個難題，但與英國“國有化”方案相比，采取市場價格為基準，不帶有懲罰性機制和略高于危機時的市價收購是政府穩定投資者信心，“不與民爭利”的必然選擇。而且，注資條款也應比危機時期籌集私人資金的條款有利。
注資方案公布后，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和以索羅斯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對方案表示了肯定。同時，全球主要股指特別是金融股強勁反彈，主要金融機構信用違約掉期息差（衡量債務違約風險）也開始收窄，方案對遏制市場恐慌起到了積極作用。誰知方案公布當日，美國股指僅短短一小時的小幅上攻后，扭頭開始下跌。投資者已經普遍意識到，雖然方案避免了金融體系出現崩潰，但全球實體經濟的衰退已不可避免。美國經濟仍將舉步維艱，企業利潤依舊會欲振乏力，失業率還將繼續上揚，房價跌勢也不會就此終止。
事實上，美國此次經濟衰退已非傳統的經濟周期性下跌（business cycle），而是一個結構性變化(structural change)。美國的危機潛伏已久，其背后是美國社會“高杠桿”的結構性失衡。目前，全球債務對GDP比率是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高峰，其中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債務比重尤其高。美國的凈國民儲蓄率幾乎為零，這說明美國需要從國外大量借入剩余儲蓄。從政府角度看，政府支出過度、財政長期巨額赤字、國際收支長期大幅逆差，長期透支美元信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在繼續享有巨額“鑄幣稅”等諸多利益的同時，卻不必承擔原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持美元幣值穩定的義務。美國在制定財政貨幣政策時，僅僅考慮國內政治經濟需要，維持內部平衡，而不考慮貨幣和財政政策具有強烈的外部性，忽視其應承擔的國際責任。特別是本世紀初美國為應對網絡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實施過于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雙赤字”規模不斷擴大，造成全球流動性過剩，推動了全球資產價格泡沫形成，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從企業角度看，依靠整個國家的高杠桿和自身的債務融資，獲取低成本的資金，進一步衍生化和海外投資，贏得高額利潤，從而筑起了建在國家高杠桿“沙灘”上的“摩天大樓”。從居民角度看，美國居民依靠信用杠桿和資產升值進行即期消費，不斷透支未來“虛幻的財富”。這一切也許可以稱為另一種“美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