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盡管在當今時代，精英文化及其產品——文學——越來越受到大眾文化的挑戰和沖擊，但一個令人難以解釋的現象卻凸現在我們的眼前：被譽為“現代戲劇之父”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在最近20年里仍不斷地在東西方語境下為學者和藝術家們討論和研究，他的劇作仍不斷地被東西方的戲劇藝術家改編在舞臺上上演。往年，他的劇作在全世界的演出場次僅次于莎士比亞，在今年，為了紀念他逝世100周年，各國藝術家爭相上演他的劇作，從而使其一躍而位居世界戲劇藝術家之榜首。我認為隱藏在這表面現象之背后的恰恰是審美旨趣的嬗變：從易卜生主義到易卜生化。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易卜生為什么如此受到觀眾青睞和學者們研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劇作中所蘊涵的多重代碼。通過仔細的考察，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易劇中除了現實主義等文化代碼外，現代主義或現代性也成為其最重要的代碼之一。在他的后期劇作中，甚至還蘊藏著一些后現代主義和先鋒派的文化代碼。這一點使得易劇至今仍與當前關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討論密切相關。當他的劇作《群鬼》最初上演時，易卜生曾受到同時代批評家的猛烈批評，但他毫不退讓，反而自豪地宣稱，“所有這些抨擊我的劇作的小人和騙子們總有一天會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受到毀滅性的審判……我的著作屬于未來。”他的確是為未來而寫作的，這已被今天的“易卜生熱”所證實。也就是說，易卜生的藝術并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來時代的不同解釋開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藝術。
在易卜生及其戲劇藝術的影響和啟迪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學藝術的戲劇藝術大師：曹禺、洪深、歐陽玉倩等，他們創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優秀戲劇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們精心刻畫出一批令人難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國的文化土壤里實際上發生了某種形式的“變形”，它超越其了固有的“本真”特征，而是成了一個“建構”出來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經成為向所有當代理論建構和闡釋開放的一個西方經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的易卜生學者建構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們中國的易卜生研究者為什么就不能結合易卜生的戲劇在中國的接受和創造性轉化重新建構一個中國語境下的易卜生呢？
當年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通過對莎士比亞劇作的仔細研究和考察，提出了莎士比亞化(Shakespeareanization)這一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受其啟發，我結合易卜生的藝術成就以及其對現代戲劇藝術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產生的廣泛影響，不妨提出我自己的美學建構：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我認為，當今的國際易卜生研究界正經歷著一個從意識形態批評到審美闡釋的轉折。具體地說，從思想層面來評價“易卜生主義”到從審美理論層面來闡發“易卜生化”的轉折過程。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東西方文學研究者和理論批評家的不斷闡釋和建構，其中從意識形態角度建構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義。顯然，我并不想否認他們這些有著重要意義的理論建構及其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現代性的巨大影響，但我在此卻要呼吁在中國的易卜生研究界出現一種“美學的轉向”。如果我們承認莎士比亞劇作的巨大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握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之脈搏、并達到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之境地的話，那么我將繼續提出這一結論：易卜生的劇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樣準確地把握了19世紀后半葉的世紀末精神之脈搏，達到了現代主義和先鋒主義完美結合的境地。如果并不否認，莎士比亞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其鮮明的、立體的人物刻畫，尤其是起對男性的人物刻畫，那么在一個男性中心意識解體的現代和后現代社會，易卜生化的精髓便體現在他對女性人物的鮮明個性特征的刻畫。如果我們認為莎士比亞化作為現實主義以及現代主義早期的美學原則的話，那么我們則可以進一步推論，易卜生化則完全有資格成為現代主義高漲時期和后現代社會的美學原則。它對后現代社會文學藝術的創作的指導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得到確認。我認為這也許是我們中國的易卜生研究者可賴以與西方乃至國際同行進行平等對話的一個新的平臺。（來源: 中華讀書報 作者: 王寧 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