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拍片特別多
在李焯桃看來，張徹所指出的“題材狹窄，一切靠為數不多的明星支撐”只是香港電影衰落的支撐。香港電影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香港電影憑借邵氏“大制片廠”制度起飛，起飛后迅速進入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卻從來沒建立過有效和良性的循環機制。
“香港人太愛錢，這個城市的興盛是因為這里每個人都追逐金錢，但同樣也因此衰落。”這是《金雞》導演趙良俊對這個城市的觀察。
方平提到，80年代到90年代的黃金10年里，香港電影有“七日鮮”的說法:一部影片，從拍攝到制作完成、上檔，只需7天。當時“七日鮮”的熟手里，文雋和王晶都在榜上。
香港電影起飛，與香港人的勤力分不開。馬楚成在90年代初期曾在大陸拍攝《功夫皇帝方世玉》。他說他當時最想不明白的是，大陸片場的人怎么能那么悠閑:“我們在那邊拍戲，他們（大陸工作人員）躲在車里吃東西，然后過來問我們說:‘你們為什么那么賣力？已經拍了14個小時還不休息?’”
張徹說，當年他唯一佩服、心甘情愿叫他老板的只有一位，就是邵氏的掌門人邵逸夫:“他坐的車是勞斯萊斯，車里有酒吧，他改成辦公桌，連途中時間都不浪費。他每天早上從家里到公司，就在車里寫下要辦的事……下班回家，則在車里看劇本。”
但勤力到“七日鮮”的地步，就未見得是好事。文雋說，當時很多女星都有綽號，張曼玉的綽號叫做“張一打”，因為一年里至少接一打電影。明星幾部戲同時開工也是尋常事。葉澤錕描述那時片場場景是:“說是9點開戲，9點半到也沒關系。因為明星往往在趕場路上。大家先打牌，說那個女明星昨天晚上和誰誰在一起，不高興了。導演說，不高興啊？那我們今天就先拍她不高興的戲。”
文雋也是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入行，初入行時做編劇。那時香港的編劇叫做“飛紙仔”。因為很多影片開拍時只有結構，根本沒有劇本。臺詞和細節都在早上通過傳真接到，這樣大家才知道今天要拍什么。《香港制造》的陳果甚至連飛紙仔都不要，自己在現場隨口說劇本。很多飛紙仔從不讀書，知識積累很大程度上來自日本漫畫。葉澤錕至今還會生動模擬飛紙仔的經典對白:“有沒有錢拿？有啊，幾時開工？明天？明天OK，我最近看了很多漫畫，沒問題的。”
有時也有精品出現，但只要一部電影賺了錢或口碑，續集就會拍個無窮無盡。香港電影圈最經典的一個笑話是:“你知道《陰陽路》拍了多少集？”傳說有個中學組織露營，一個班的人說了一晚上也沒把《陰陽路》到底拍了多少集說清楚。葉澤錕當年也是《陰陽路》的籌資制作人之一，他承認，到后來，《陰陽路》基本上就成為一個誰掏錢誰就能當主角的電影了。他指著記者說:“這么說吧，到10集往后，如果我們看見你，你基本就可以當女主角了。”
“現在都說港片的鼎盛時期年產300部，事實上，當年每年除了本土的300部，還有海外投資的近200部。五六百部電影在一個島上轉，你說這正常么？”葉澤錕說。
《香港電影的秘密》作者、美國電影學者大衛·波德威爾曾大力推崇香港電影的“百無禁忌”，他指出香港電影中很多拿人體下三路開玩笑的噱頭是香港電影的魅力來源之一。“俗”、追求感官刺激確實是香港電影人一個著力追求的方向，王家衛等后來在國際上頻頻得獎的電影人，在當時完全是被嘲笑的對象。葉澤錕回憶當年《阿飛正傳》時的情景是:“電影院的椅子都被刀劃爛了。”原來當年電影院管理混亂，很多人帶刀進劇場，看到不喜歡的場景就習慣在椅子上劃一刀，一場《阿飛正傳》下來，影院里已經沒有完好的椅子。
這些導演即使在業內也被同行嘲笑。王晶拍過大量的三級片和“拿下三路開玩笑”的電影，他還有一個特長是拿同行開玩笑。《東邪西毒》上片后，他迅速拍了一部電影，里面安排了一個永遠戴墨鏡的導演，還安排這樣一場戲:一群人在劇場看電影，電影的片名是《東蛇西鹿》。然后所有的觀眾都說看不懂，只有一個影評人在場內大喊“你們不懂后現代主義”，結果被憤怒的群眾大揍一頓。
李焯桃就屬于被王晶嘲笑的“影評人”。李焯桃80年代進入《電影雙周刊》，曾任《電影雙周刊》總編輯，直接推動過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發展，之后離職組織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至今一直是香港影壇重要的活動策劃者和影評人。采訪那天，他從一旁書架上拿出自己多年影評的結集，隨手翻看，一邊看一邊嘆息:“當年我就曾經說過香港電影的生態不健全，遲早遭遇困境，沒有人要聽。”
李焯桃說，當年影評人的意見在盛世時期的香港影壇沒有人重視，報紙專欄中也有很多不稱職的影評寫手，他們每當新片出來“嘲諷謾罵，真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雜家”，或者拿了紅包就喪失立場，對影評人這個群體起了嚴重的負面作用。
葉澤錕則認為，如果把香港電影業看作是一個企業，那么這個企業以前是混亂而無序的。“香港電影最興盛的時候誰也說不清有多少公司。好多人拿到一筆投資，就成立一個公司，拍電影，花完錢，就倒閉，稅都不交。”葉澤錕說，“《無間道》里說的是對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