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群體：來自不良派遣公司的阻力
對于黑社會老大，本間并不放在心上，但最讓本間痛心的是作為利益方的中介機構的阻力。
去年上半年，日本發生了一起著名的研修生維權事件：在日本廣島東部福山市勞動組合的努力下，3名中國女工李紅慧、沈曉梅、繆秀琴與她們的日本雇主展開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激烈斗爭，并成功拿回了自己應得的400多萬日元，但在回到家一周之后，她們就分別收到了法院發來的傳票。
原來，她們的派遣公司靖江公司將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簽訂的合同，賠償公司20萬違約金。法院最終維護了女工們的權利，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賠償20萬的訴訟請求。
“這幾個女工終于拿回了她們的錢，但我們這里已經發生了很多起，在我們的幫助下，研修生拿回了錢但她才回到國內就會被派遣公司的人堵下來，強制把她們的錢拿走。有的研修生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就把錢寄回家里，但是這些派遣公司會不斷地來到她們家中威脅著要告她們之類的。”本間告訴記者。
“由于這些中小企業在日本國內只有黑社會這個最后的辦法了，他們就轉向讓中國的派遣公司來出手，簽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條款中設置保證金一項，雖然中國政府在2004年就頒布了法律規定，派遣公司不能收保證金，但實際上還是在收取。一般保證金在3萬元人民幣，我聽過最高的一個保證金是18萬元。除了保證金還要有3個保證人，其中兩個還要是公務員。”
岐阜縣一般勞動組合做過一個調查，如果按照日本法律規定給研修生一個月11.4萬日元的工資和800日元一個小時的加班費，這些雇用研修生的中小企業大部分都將走向破產，因為這些企業目前的利潤根本負擔不起這樣的人工費，但如果加班費控制在一個小時600日元以下，公司就可以保持不虧不賺。
但是大量的成本都花在了雙方的中介公司上，“中介公司寧愿專門派一個人到日本來，來管理研修生，解決研修生的不滿情緒，讓他們不要鬧事，扮演著監工的角色。但你想一想，一兩個人長期駐守日本，這個花費和成本又要多少？這些錢還不如花在提高工資上。”在本間看來，中介公司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提上日程的改革：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目前，有8000名工人會員的岐阜縣一般勞動組合里只有181名中國研修生會員。本間告訴記者，在日本的勞動組合中有許多外國人，比如日籍的巴西人，但中國的人很少。
本間認為，在未來的幾年中，研修生問題仍將成為一個突出問題：一方面隨著中介公司的無序競爭，在他們彼此壓價中研修生成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另一方面，在中國四處借錢交納了高額保證金的研修生有著巨大的賺錢壓力，但研修生目前的收入水平難以令人滿意，在1993年~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時期，5萬日元差不多可以換5000元人民幣。但現在隨著人民幣的升值，5萬日元只能換3000多元人民幣，而目前中國沿海城市一個成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近2000元的工資。
從日本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日本將進入老齡社會，預計到2025年，日本要維持現有的經濟發展速度，缺300萬勞動人口。這些勞動人口無疑不可能再沿用目前的研修生制度進行解決。
目前，日本厚生勞動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其核心是廢除不適合現有勞動法令的研修制度，統一為外國人實習制度。
厚生勞動省提出的修正方案內容包括：廢除為期1年的研修制度，統一為可適用于《勞動基準法》及《最低工資法》等勞動法的為期3年實習制度；實習結束時讓實習生們接受技能評估考試，并在可正常開展工作的條件下，允許實習生延長至5年；如果是不經過中介機構，由勞務管理嚴格的大企業直接雇傭的話，允許再實習2年，而且是3年的實習結束后，回國一次然后再來日本實習。厚生勞動省表示力爭在2009年向國會提出該法案。
然而，經濟產業省提出的報告書則希望維持現有的“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適當強化現有的規制及指導方針，與厚生勞動省修正案相對立，改革的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何為研修生：
研修生是指根據有關國外研修的法律法規，批準一些民間團體進行的一種派遣行為(以研修生的名義，實際為勞務)，是國外發達國家政府為解決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種變通方法。
1993年，日本厚生勞動省設立了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按照厚生勞動省的規定：外國人研修生可在日本研修1年、技能實習2年。
在日本，絕大部分的研修生都分布在紡織、機械、農業等體力勞動行業，他們工作環境惡劣，超時加班，沒有人身自由，永遠也拿不到法律規定的工資。
（來源：廣州日報 編輯：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