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昨天，曾擔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駐日大使的徐敦信應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之邀做了一場題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與中日關系”的主題演講。
作為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親歷者，徐敦信回顧了當年條約締結的背景和過程，同時還談及中日關系近幾年的發展、中日關系的未來以及胡錦濤主席即將對日本進行的訪問。演講后，徐敦信接受了早報專訪。
“對中日關系，我不悲觀”
東方早報：日本首相福田上臺后對中國采取的政策還是比較溫和的，但現在他在國內的處境卻比較難，在野黨逼迫其下臺，黨內也有不同聲音。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揚言要提前進行大選。您覺得日本政局的變化會不會給中日關系帶來影響？
徐敦信：希望提前大選只是民主黨的愿望，但提前選舉是首相的權限。對首相本人及首相所在政黨有利的話，他隨時都可以提前選舉。不利的話，我想是不言自明的事。所以，在野黨的希望只是希望，但決定權不在他們。首相不會那么傻，他會找一個有利的時機。所以，我不認為年內選舉是必然的。
東方早報：如果自民黨內進行了人事調整，比如強硬派麻生上臺，會影響中日關系嗎？
徐敦信：我不好做這樣的預測。第一，麻生能不能上臺是一個問題。還有，我覺得盡管日本出了一個小泉，將來我不能說絕對不會再出現，但是，即使有這種情況，我對中日關系的未來還是“謹慎的樂觀”，我并不悲觀。即使出現第二個小泉，也是過渡的、暫時的。
我曾經講過，兩國關系長期穩定就包含不應因為政權變動而受影響。為什么謹慎的樂觀，根本問題在于，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必須要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日本今天的利益所在決定他不可能跟中國鬧僵。小泉這么強硬的一個“時事造英雄”，解決了日本國內一些問題的一個人，且干了5年長命內閣，這么一個人，支持率這么高，到最后他為什么下臺，就因為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日本國內對他的批評可以說是異口同聲。
“中國特需”
東方早報：建交36年來，中日關系發展的整體態勢是怎樣的？
徐敦信：我的看法是，講到中日關系，首先要講一點，建交36年以來，總的方向是向前發展的。特別是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兩國關系特別是經濟貿易關系可以說是“飛躍發展”。這種發展速度，不僅在中日歷史上沒有過，在國際上兩國關系這樣的發展也不多見。形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遇到機遇，我們可以共同謀求利益。遇到問題，如果不合作的話，很難獨善其身。
但還有第二點，兩國社會制度不一樣，意識形態有差異，價值觀有差異，經濟發展階段也有不同，導致兩國之間有不同意見有分歧，甚至于有利害沖突。
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不可避免。鄰居相處，早不見晚見。買賣做大了，一方面發展了，一方面利害利益自然就有。再加上歷史恩怨，那場戰爭所造成的傷害，以及日本有些人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都很容易傷害到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這很自然。
造成這一狀態的原因之一是當時的美國政策，因為戰后那段時間，該撥亂反正的時候沒有撥亂反正，錯過這個時間再讓他們明白就難了，再加上教科書問題以及日本國內個別傳媒，兩國的歷史恩怨再加上現實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有沖突也不足為奇，今后也還會有。
但在中日關系上，像小泉時代由于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情況的變化造成的起伏應該說是第一次。此外教科書問題、臺灣問題，過去這樣那樣的東西都有，而造成小泉時代兩國關系的“冰期”，確實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由特定人物所造成的。
東方早報：中日政治關系近年轉暖，有人從一些經貿數字出發認為，中日由過去的政冷經熱轉為政熱經冷，您怎么看？
徐敦信：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做買賣，今天做了一筆買賣，明天一筆買賣價錢不合格，或者條件不成熟，沒做，正常的。買賣不成仁義在。
為什么一定要一年比一年多？我覺得這個思維本身就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我們調整了政策，過去歡迎的現在不歡迎了，過去不加稅的現在加了，這是中國的變化。中國現在在勞動力價格上的比較優勢還存在。有朝一日，沿海的優勢不存在了，他往內地跑，或者往越南柬埔寨跑，往印度跑，這是正常的，不能把這個看成關系掉下來。哪一家做買賣都知道這個道理，有賺錢有虧本，有前進有停滯有后退，我們當然希望不斷前進，總體前進，這是我們希望的，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存在總體前進的條件。
目前不存在走下坡的條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環境問題和能源問題，日本缺能源比我們缺得還厲害。中日之間在能源合作對彼此都有利。進口，儲存，提高使用效率，中國如果能耗能達到日本的話，我們用的油三分之一就夠了。他們愿意教，我們愿意學，我們互有需要。
隨著中國人收入的提高，中產階層的增加，農民的消費上來以后，日本人看得很清楚，中國的市場太大了。
對于日本來講，中國必不可少。戰后日本歷史上，有個詞叫“特需”，就是戰后日本經濟復蘇過程當中，他遇到了兩次特需，一次是朝鮮戰爭，美國打仗，所有后需補給補養，休息休整都在日本，一下把經濟拉上去了。還一次是越南戰爭。于是媒體當中就出了這么一個詞，叫“特需”。在泡沫經濟破滅，日本失去的這十年當中，媒體重新使用了這個詞，這次是“中國特需”，對日本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起到這樣一種程度。
我看好中日的經濟關系，從各自的需要來看也好，從對政治的反作用看也好，對前景我們采取樂觀的態度。但是，問題也不少，所以我說是“謹慎的樂觀”。
應該支持“知華”的朋友
東方早報：日本政壇上“知華派”的狀況現在如何？是否被邊緣化？是否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
徐敦信：前一段中日關系遇到困難問題情況下，這一部分朋友沒有變，跟中國友好、跟中國友好符合日本的利益這個心沒變，隊伍也沒有減少。但是他們生存活動的環境確實受到了影響。比如，高層交往中斷了，相互指責，老百姓感情下降，所以他們對上對下對群眾都面臨著一個困難。過去他們講一點道理開展一些活動很踴躍，現在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對高層互訪恢復比較容易，對民眾感情恢復卻不是那么容易。這有個過程，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對于這部分朋友，我們應該非常珍惜，不應該忘記他們，而且我們應該繼續支持他們的工作，支持他們的發展。
東方早報：后備力量怎么樣？
徐敦信：后備力量，我看不用愁。第一，我們的政策是清楚的，我們歡迎鼓勵。第二，經濟畢竟是個基礎，要跟中國做買賣，他就要學中國話，就要了解中國情況。我在日本做大使，講教科書問題的時候，我不講很多大道理，就講一個問題，我說你把你們子女送到學校去學習，都是望子成龍，希望培養出來做好的事業，做買賣要到大公司做大買賣。他們如果在學校里面受到的歷史教育特別是近代史教育是一個歪曲的、不正確的，他們用這種姿勢將來去做買賣，為這個事兒將來談僵了談崩了都可能。因此，那個教材是誤人子弟的教材。用這個東西教育下一代對他們不有利。
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就可以發現，中日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如果向前發展，這種友好的潮流會跟上的。對我們來講，我們是為我們的第一要務———發展經濟服務。
凡事有利這個，我們應該努力去做，不利于的，我們就得要考慮要不要做，或者講究一些方法策略。（來源：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