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４７歲的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孫毅至今記得２０多年前使用過的計算機：那是當時全校最先進的計算設備，內存３２Ｋ，外接設備一大堆，占滿整個房間，效率連現在的萬分之一都不到。即便這樣，因為要使用的老師很多，還要排隊。而眼下，學校有了各種高端、尖端設備，有些針對特定環境的科研設備，已經超過歐美院校。
孫毅說：“改革開放以來的這３０年，是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和科研事業發展壯大的３０年。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親身經歷也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工作和生活中的巨大變化。”
孫毅的講述是從我國恢復高考制度的１９７７年開始的：
我是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也是“土生土長”的哈工大人。１９７７年，正在讀高一的我參加了高考并且幸運地考上了哈工大力學師資班，那一年我１６歲。
記得那時糧食是實行定量供應的，我們每個月１公斤大米，２．５公斤白面，剩下都是粗糧。大學里不發肉票，大家下課第一件事就是往食堂跑，跑得快的偶爾能吃到紅燜肉，５毛錢一份，排在后面一點的能吃到豆腐。如果豆腐也沒吃到，就只好吃白菜，是白水加點鹽的那種。
上學幾年在食堂吃飯從來都是站著，人多，沒有凳子。一些南方學生、下過鄉的學生，就蹲在食堂門口的樹陰里，捧著碗邊吃邊聊。雖然條件苦些，可大家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許多同學都是早上四五點鐘起床，晚上１２點以后入睡。
１９８４年，我留校任教并攻讀在職博士，學校把國家公派高校教師出國進修的名額給了我，我被派往法國，并在法國電力公司研究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１年末，我回到哈工大航天學院航天工程與力學系任教，正式開始了一名高校教師的職業生涯。
當時教師住房非常緊張，學生宿舍樓里一半住著學生，另一半住著結了婚成了家的教師。我的很多老師都住在那樣的“筒子樓”里，廚房、衛生間是公用的，也有一間房間隔開住兩家人的情況。就是那樣的條件，也是稀缺資源，像我這樣的青年教師，根本排不上。有特別需要的外地教師，要打報告借房子，能借到是很不容易的。
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來說，寂寞、清苦都好克服，可我們不能在教學和科研上落后于別的國家。上世紀８０年代初，國內高校科研工作剛起步，加上十年動亂的影響，物質和客觀條件都比較差。當時我們學校的力學實驗室保護和維修得都很好，是學校的標兵，但設備幾十年沒有更新，缺乏許多必要的實驗手段和方法。
非常幸運的是，我的導師王鐸和杜善義等人頂著壓力，率先開展了一些科研工作，使我們具備了迅速起步的基礎和科研方向。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采取派出留學人員、聘請外國專家、學者等很多辦法，有效提高了國內高校的教學和科研水平。到１９８９年我博士畢業時，我們國家已經開始在一些研究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我所從事的細觀力學、損傷和斷裂力學研究領域也是如此。
隨著國家對科技和教育事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情況越來越好。現在，國內大專院校的實驗設備，在很多方面和國外一流大學相差無幾。學校能夠提供與國外一流大學相同的環境和條件讓我們去搞科研。
物質生活的變化也是翻天覆地。剛上班時，我每月６２元的工資在當時已經不低了，目前的工資是那時的１００倍。現在，我和家人住在學校的“園丁小區”，１１５平方米的三室兩廳，樓下就是花園，旁邊還有體育場，很方便鍛煉身體。
我想，對我們這些經歷過特殊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來說，最能為我們帶來精神滿足的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工作為國家做貢獻，而且能得到社會的尊重和承認。
今后，我會繼續從事微納米力學分析方面的研究，這一領域是國際前沿和熱點，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夠對航天、航空等工程領域有所貢獻。
新華網哈爾濱９月２７日電（記者曹霽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