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首席記者黎星
總部在巴黎的Synergence顧問公司總裁布魯諾?賀貝爾沒有車。他也不鼓勵別人買車。他說，住在巴黎，或者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如果城市擁有強大、便宜而又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體系，又能手續簡便地租賃汽車，你就不需要有車。
他曾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發展部主任。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11月29日開幕。在這2周前，賀貝爾在摩洛哥的丹吉爾對獨家專訪的中國日報記者說：“有一輛車都是多余的。”
他說：“我是心甘情愿地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大量的先進技術和社會創新能夠“讓我們生活愉快，少排放。”
提倡低碳生活方式是他整個信念當中的一部分，他認為應該在即將開始的全球氣候對話中，把計算每個國家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額作為談判的一個出發點。
他說：“國際氣候變化爭論和談判一直按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為計算方法，在我看來，這很不合理，實際上不符合聯合國關于氣候變化的框架協定中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
他說：“目前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差距很大，而認識這種差距會幫助我們了解全球的排放是如何開始的。”
就以中國和美國這2個世界上的最大排放國為例吧，按照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統計，中國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僅僅為美國人均的1/4。
賀貝爾說：“顯然，在減排上的責任應該是不同的。這并不是說中國就不用減排，但是各個國家減排的速度和密度也應按照人均排放多少而有所不同。”他認為還有其它實際情況要考慮，包括一個國家的財政能力，國家大小，人口密度等等。一個人口非常密集國家的應有別于一個人口非常稀疏的國家，減排不可能一樣多。
賀貝爾在很多關于氣候變化的國際論壇上表明了他的觀點。每次都會有人問同樣的問題：那中國呢？中國現在可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國家。他來中國4次了。在今年他來訪問時，突然發現幾乎所有他認識的人現在都有車了。他說：“北京的煙霧和污染不太適于居住。”
因此，“我不是說中國就能袖手旁觀，不負責任，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受到氣候變化結果的損害。不管你在哪兒，你是哪國人，都得受影響，而且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所受到的傷害要大的多。”
“但是再回到人均排放上，中國排名遠低于美國好歐洲國家。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么說中國要承擔的責任不同于歐洲國家、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要承擔的責任了。”
他還說歷史責任也同樣可以直接翻譯成人均排放。早期開始工業化進程的國家大量使用煤和石油，他們的人均排放水平當然也高。
他說法國一直在爭論“生態欠債”問題。在整個的殖民時代，法國依靠從西非和中部非洲掠奪來的木頭和其它自然資源實現其工業化。他說：“從來也沒有按這些木頭真正價值付錢。那么，以不公平的資源價格去完成整個工業化建設，法國欠這些國家的錢多去了。”
他還說：“我們可以以同樣思路去考慮氣候變化問題。也就是說，二氧化碳排放，還有在大氣層上部二氧化碳的積累，一些國家就要比另外一些國家負更多的責任。這也就能簡單地讓人一目了然，明白以人均排放作為衡量標準的意義了。”
根據設在華盛頓的世界資源研究所的數據，美國在1850至2006年間，累積的溫室氣體排放平均為每人1,125. 6噸。在這同樣的156年中，中國的貢獻僅為76噸。
他說，人們也“不能放過在中國排放中，歐洲應負的責任”，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已經提供了、至少是部分地支持了歐洲經濟。他說：“如果你要為T恤衫付款，你就應該接受來自貧窮社會經濟基礎及污染。如果我們想作為世界公民盡我們的責任的話，我們也需要為那些產品”付高價，讓生產商們能照顧他們的社會，使他們的環境條件變得更好。
無論如何，這個轉換將影響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哪怕這個轉換只不過是間接的。 “你不能在贊賞中國產品物美價廉的同時，責備中國排放過多。” 他認識到對很多人來說，減少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將威脅到他們現在的生活質量。事實上，“當中國人執行超過他們限額的減排時，西方人應該大大減少他們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他說，這種計量方式定義了什么是正確的時候方式，什么是恰當的生活方式，一種快樂的生活方式，沒必要浪費。
就在他對北京汽車數量的增加感到沮喪的同時，他也高興地注意到在中國的首都的路上出現了大量的電動自行車。他說他對中國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巨大投入印象深刻，這開啟了創新城市朝著綠色發展。
尖端技術和創新社會的緊密結合，將改變消費規模和范圍，引出新型的低碳生活方式。他說：“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也就還有一些時間來達到這個目標。”
（來源：中國日報 黎星 編輯 董瑋 張家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