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連線》雜志報道稱，聯邦調查局曾開發出另外一款用于監控的惡意軟件，追蹤威脅要炸華盛頓州立高中的信息源。該軟件號稱是“電腦和互聯網協議 地址確認器”，能收集IP地址、被感染計算機上的程序列表、使用的操作系統、最新訪問的網頁地址和登錄用戶名等詳細內容。這個惡意軟件是由們于DITU隔壁的聯邦調查局密碼邏輯分析電子部（Cryptologic and Electronic Analysis Unit）負責操作?！哆B線》的報道稱，這款惡意軟件從其宿主里收集到的信息會通過互聯網發送至運營技術部。

上述前執法人員稱，DITU還部署過一款“燈塔”（beacons）軟件，能植入電郵中。當目標人物的電腦打開時，就能記下其IP地址。這位執法人員稱，這款軟件起初是用來跟蹤綁匪的。

 最近，DITU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跟蹤監控活動，尤其是國安局“棱鏡”計劃的監控行動，確?？萍脊舅峁┑男畔⑹菄揖炙枰约懊绹跈嘣S可獲取的。

 消息人士稱，國安局最為頻繁地要求DITU提供信息。在匡蒂科和馬里蘭州米德堡的總部之間有直接光纖連接，數據可以迅速傳送。從科技公司的角度來說，一旦有美國政府出示合法命令，他們并不在意信息傳送到哪里。

 一科技行業代表說：“事實上，我們不在乎那些要求的來源是來自國安局，或是信息送至國安局。我們只是服從命令，不會越俎代庖做不屬于份內的事。”

 不過，DITU作為通訊橋梁倒是對改善公共關系有好處：技術公司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他們并沒有直接給國安局提供任何客戶信息，因為他們只是給了DITU，然后再由DITU把信息傳給國安局。

 然而，在美國政府面對由于政府監控計劃而引發的爭論時，聯邦調查局卻出奇地無人露面。在九月離任的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米勒（Robert Muller）只在國會為曝光的監控活動做過兩次證。一次是在6月，在媒體公開披露斯諾登泄密的大量國安局材料之前；另一次是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剛任命為新任聯邦調查局局長接受第一次國會調查，當時并沒有詢問他有關聯邦調查局是否參與已證實是國安局所為的監控行為。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Eric Holder）對此幾乎未作任何公開評論。（他的助理檢察官員卻多次出席作證。）

 上述前執法人員稱，霍爾德和米勒已經作供，解釋聯邦調查局與國安局的合作。有報道稱，國安局并沒有堅持自己最小化程序，而這卻是提交給外國情報監控法庭時，司法部門和聯邦調查局需要審核與擔保的。對此，該執法人員表示擔憂。

“假使他們有做要呈現給法院的事，這是不容原諒的。那就是我為之不爽的地方?！彼f?！罢淖饔檬牵何覀兿蚍ㄔ赫埱蠓稍S可，而所有的都得到允許。如果你發現所許可的并沒有做到，那將變得不妙了?！?/p>

（來源：中國日報網 譯者：胡清清 編輯：黨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