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1月11日評論版頭條：9月中下旬，我赴非洲贊比亞、埃塞俄比亞以及加納三國就中非關系的發展進行了一次為期近半個月的實地考察和調研。在與上述三國有關政府官員、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媒體就相關問題進行交流和座談后，來自非洲各界對中非關系的正面評價的確令我深受鼓舞。
比較一致的一種看法是，認為雖然中國也到非洲來開采自然資源，但與西方半個多世紀以來免費攫取的做法不同，中國還向非洲提供了基礎設施建設和大量投資作為交換。中國在最近30年的快速發展已經雄辯地說明，非洲不能再把歐美模式看成解決問題的藥方。非洲必須牢牢抓住中國的尾巴（當中國往前奔跑，非洲也能隨之前進），這是非洲脫貧的最后一次歷史機遇，非洲決不能再錯過。
雖然從根本上說，任何一個大陸或者國家的脫貧和發展最終都取決于其自身的努力，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種外部因素，但上述看法也反映出非洲方面對長期以來依附于歐美的援助和市場但卻總也走不出貧困陰影的一種憤怒和失望情緒。
幾十年來，西方對非洲提供的發展援助不可謂不多。據粗略統計，非洲自1970年以來總計得到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發展援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發達國家和其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但為什么這么多的發展援助卻未能在非洲的脫貧和發展中起到明顯的效果呢？不久前，出生和成長于贊比亞、畢業于牛津和哈佛等歐美名校經濟專業并曾就職于世界銀行的贊比亞女學者Dambisa Moyo寫了本在發展援助領域引起熱議的名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的書。她尖銳批評了西方的援助政策及其在非洲產生的使貧者愈貧、發展減速的負面效果，認為非洲應當向亞洲，特別是中國學習。書中對中國近年來在非洲進行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也充滿了贊譽，認為中國堪稱非洲的朋友。
其實，西方對非外交和中國非洲政策的根本區別主要體現在“良政”外交與“不干涉內政”外交。雖然西方大國關注非洲的利益著眼點各各不同，但它們在推動非洲的“良政”、“善治”和“人權”方面的立場卻是驚人的一致。冷戰結束后，在歡呼“歷史的終結”的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為把非洲納入其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竭力向非洲國家兜售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甚至把援助與是否實行“多黨民主”掛鉤，粗暴干涉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
和冷戰后西方將援助與民主掛鉤的干涉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對非政策完全“去意識形態化”，強調不干涉內政和尊重非洲對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中國的對非援助也從不附加任何條件。之所以采取這一有別于西方的對非政策，主要基于同為被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痛苦歷史記憶（在西方的強權干涉下被剝奪了許多寶貴的資源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如今同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發展課題和挑戰。中國自身3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照搬或照抄任何西方的政治或經濟發展模式而得來的。相反，正是反對西方的干涉，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才保持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奉儒家禮數原則的中國外交尊重并充分相信最了解自己本國國情的非洲國家和人民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無需外國的“指點”和“干涉”。從本質上看，中非關系不是“教師爺”或“施惠者”與受者的關系，而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共同發展，以減貧和發展為核心的新型南南合作關系。
然而，中國的“不干涉內政”外交近年來常常受到一些西方政客、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指責，認為這一原則實際上是對所謂“無賴”或“失敗國家”的變相支持，不利于西方國家在非洲推動的民主、人權事業以及反專制和反腐敗運動的進展。這一指責乍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細細分析，這是一種牽強附會的聯系。姑且不論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主要依靠自身努力（所謂“內因為主”和“外因為輔”），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人權”和“良政”并不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海市蜃樓，不可能通過漂亮的口號和一味的鼓吹就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它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以及人民教育水平和法制、民主意識提高的基礎之上（實際上西方自身也是經過了數百年的努力才達到了今天的水平）。因此，中國在非洲大力發展經貿合作（僅中非貿易一項近年來對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達20%）、幫助非洲國家大規模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減少貧困，大力開展對非人力資源培訓等等工作實際上就是在夯實非洲實現民主和良政的經濟基礎和人力資源基礎，幫助非洲人民掌握自我發展的金鑰匙，因為，說到底，非洲的發展道路選擇和可持續發展畢竟是掌握在非洲人民自己手中。
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曾在2008 年1月24日的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撰文說，“在滿足非洲市場需求方面，中國比西方資本家做的好得多”，“中國要比批評它的人更有競爭力，官僚作風更少，更擅長與非洲打交道”。（China is doing a much better job than western capitalists of responding to market demands in Africa）。他說，“我是善治和法治的忠實信徒。但如果官僚作風和繁文縟節阻礙我們的行動能力，如果貧窮狀況毫無改觀而國際官員裹足不前，那么非洲領導人就有義務選擇更快的解決辦法”。“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西方曾宣揚市場激勵的價值，現在該是身體力行的時候了。”（I am a firm believer in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But when bureaucracy and senseless red tape impede our ability to act - and when poverty persists while international functionaries drag their feet - African leaders have an obligation to opt for swifter solutions.）
上周，筆者還參加了一個由中國國際扶貧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re in China, IPRCC）、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ECD)在北京聯合舉辦的“國際發展合作：增長與減貧經驗的分享”（Sharing Experiences to Promote Learning on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大型國際研討會，與會的國內外代表一致認為，中國自身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取得的減貧和發展成就雄辯地說明了曾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努力實現減貧和經濟發展（30年前，馬拉維、布隆迪和布基納法索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甚至高于中國），中國可以與包括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分享這方面的經驗。而中國近十年來與非洲開展的日益緊密的經貿合作正是促進非洲的減貧和發展，努力幫助非洲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際努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賀文萍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