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19日評論文章：我是少數尚未觀看羅蘭·艾默里奇新作、災難大片《2012》的人之一。我不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這類片子里所呈現的那種“世界末日”場景，不僅是充斥著偽科學，而且還轉移了大眾的視線，讓人忽視了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正在緩慢降臨地球的災難，那就是人為因素引起的氣候變化問題。
幾個星期以前，我教過的一位北二外學生給我另找了一個不看此片的理由。她在澳大利亞做畢業設計，在當地看完《2012》之后，她給我寫了封電子郵件，說：“片中出現的中國人全都是軍人模樣的，比如解放軍和藏民。”接著，她質問：“為什么外國導演就是看不到當今中國社會的進步呢？為什么他們老是喜歡拍一些負面的、有時甚至是捏造的東西呢？”
這番議論讓我陷入思索，思考那些中國國外拍攝的大眾影片中所描繪的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形象。在《2012》一片結尾，雖然一部分人因為中國制造的“諾亞方舟”式的船而得救了，但是西方觀眾從大銀幕上看到的，看來又是一幅對“古老中國”的諷刺畫。
的確，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西方電影描繪中國時有個典型特征，那就是喜歡把中國人描繪成罪犯。舉個例子，約瑟夫·馮·斯滕伯格1932年拍的那部廣受好評的《上海快車》當中，片子里唯一的一位中國男子是一名軍閥，而片中唯一的一位中國女性角色是一位妓女。這位妓女被該軍閥強奸了，這名軍閥還試圖將整輛列車的乘客劫為人質。
不管怎么說，《上海快車》的確是一部名至實歸的經典影片——有瑪蓮娜·迪特里茜出場的片子必然不會糟糕——不過，這樣的評價放在20世紀30-60年代的《
傅滿洲》系列影片上，恐怕就不合適了。“
傅滿洲”這個角色是一位犯罪策劃大師，猶如魔鬼一般醞釀著陰謀詭計要統治世界。他還以虐待白人俘虜、施以酷刑為樂，他所用的酷刑手段就連在中國都沒有被用過。
該系列影片改編自英國著名低俗小說作家薩克斯·羅默的系列小說，他將“
傅滿洲”這一虛構的人物形象稱作“黃禍的化身”。羅默對中國人有著極度偏執的成見，曾將中國人描述為是“天然傾向于犯罪”的。極為諷刺而糾結的是，他得了亞洲型流感康復之后，于1959年去世了。
這種不公的陳詞濫調也曾出現在007邦德系列的早期影片當中。邦德系列中的第一個反派角色——“諾博士”就是中國人，他的著裝被西方人誤認為是“毛式短上衣”，他為中國黑幫工作，進而成為幽靈式的間諜。盡管邦德系列第三部影片中的大反派“金手指”是個歐洲人，但他的爪牙們卻主要都是華裔。
1966年獲得奧斯卡獎提名的影片《圣保羅號炮艇》當中，在長江的炮艇上工作的苦力（影片故事背景設定為1930年代的中國）是從同情的角度進行刻畫的。但是這部影片還是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將中國的社會環境錯誤描繪成“充滿對西方人的敵視”。
在影片當中，正當營救被當地中國人綁架的西方傳教士之時，炮艇還受到中國人的攻擊。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襲擊停靠在長江上的西方船只。除了短暫的義和團運動以外，西方人在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基本上都沒有受到當地中國人的威脅。
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拍攝的兩部受眾最多的中國題材影片里，情況有了顯著改善，它們分別是伯納多·貝托魯奇1987年拍攝的《末代皇帝》和李安2000年拍攝的《臥虎藏龍》。不過，前者描繪中國時，選取的故事背景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國運最為衰落的時候。《臥虎藏龍》盡管將故事背景設定為清朝繁榮穩定的時期，但它卻將這個國度描繪成無政府主義的、沒有法治的地方。
據我所知，只有兩部影片：美籍華人王正方執導的《北京故事》（A Great Wall）和根據羅恩·薩爾茲曼在華回憶錄改編的《鐵與絲》（Iron and Silk），向西方觀眾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近些年變化的窗戶。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中國越來越現代化，越來越老練世故。西方的電影人卻無視這一巨變，仍然在貫徹那老一套的想法：古老的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國度，其子民難以捉摸和預測。盡管這種脫離中國國情的想法長期存在著，但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令人著迷和興奮的國家，很早以前就已經告別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種神秘狀態。
而且，中國的人民也并非難以了解的。沒錯，中國人與那些外國媒體夸張報道當中所說的“西化”正好相反，他們在習俗和行為舉止方面與西方人仍然有顯著不同——比如說，西方倡導的個人主義在這里尚未扎根。不過，考慮到這個古老國度與眾不同的社會經濟大背景，這里的當地人還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溝通的，他們并非那么陌生和難以理解。
亨利·基辛格當年最初訪問中國的時候，有一次在發表晚宴演講時，長篇累牘地談及這個“難以理解”和“謎一樣的”的古老中國。周恩來總理很憤怒，打斷了他，并稱：你一旦要是了解了中國，你就知道它一點也不神秘、難以理解。西方的電影人在拍攝涉華影片時，心里需要清楚這個事實。（中國日報特約評論員 威廉·丹尼爾·加斯特 編譯 張隕璧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