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19日評論版文章:年輕的尼日利亞恐怖分子嫌犯穆塔拉布面帶微笑,“坦誠”給美國的圣誕節帶來了驚恐與不安。讓人欣慰的是,此次美國只是有驚無險。雖然如此,美國人的緊張還是表露無疑,國內航空安檢再次升級,甚至似乎要走向“裸檢”的地步了。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美國人遭受如此驚險,雖說已是家常便飯,但美國的反恐戰爭無疑走入一個較為尷尬的境地:怎么就越反越恐呢?難道真的要把全球基地組織成員“趕盡殺絕”,美國人才能安心入睡?我們如何認識國際恐怖主義這一既古老又年輕的“毒瘤”?
越反越恐的尷尬
就恐怖主義的危害來說,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應該沒有太多異議。因為恐怖主義對于暴力的無限追求,對于威懾效應的貪婪,為的是制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懼。誠然,對于如此慘絕人寰的暴行,堅決嚴厲打擊是應有之道。但問題在于,僅僅以暴力對付暴力,用外科手術式的定點清除、甚至是肉體消滅的方式來反恐,恐怕只能是治標而不治本。就如,美國自開辟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戰場以來,投入的人力、財力無數,甚至不惜以此為標準,“逼迫”國際社會表態支持美國。但現實是,伊拉克的薩達姆早已“仙逝”,阿富汗的政權更迭多次,基地恐怖組織早已備受打擊,只是成為美國大兵捉不住的影子。
為了擴大反恐戰果,美國不光攜盟友增兵阿富汗,甚至是打起了“代理人”戰爭。圣誕節的炸機未遂事件,就是源于美國支持也門政府打擊基地恐怖組織,從而招致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部的報復。美國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國的塔利班軍事力量鏖戰數月,雖然軍事上戰果累累,但由于復雜的巴國政治形勢,近期巴基斯坦國內的恐怖暴力活動也是有增無減。如此,美國一面緊閉國門,嚴防死守,同時主動出擊,在阿拉伯地區直接軍事行動。美國縱然早已將恐怖活動列為國家安全戰略重點防范對象,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美國反恐效果仍是泛善可陳。那么,是否面對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嚴厲打擊的以暴制暴結果只能事與愿違呢?
堅決打擊的決心是必須的,但僅此是遠遠不夠的。要知道,恐怖極端心理以及恐怖分子的產生必須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條件。如果不理解這些環境因素,那么恐怖治理只能停留于疲憊應對,而不能從根本上得以改善。
他們為何如此極端?
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出現,應該說與全球化的大背景緊密相關。當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確實過于危言聳聽和悲觀。國際恐怖主義與傳統國家戰爭的不同特點在于,他們往往不是在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戰,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溫飽而戰,更多地,這些恐怖分子如此拋頭顱、灑熱血,為的是宗教信仰,為的是一種對西方世界的仇恨。尤其吊詭的是,多數基地組織的精英分子,不是什么底層吃不飽飯的勞動人民,也不是什么弱勢群體。他們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出身于豪門名戶。本·拉登曾經經商籌錢,但用來培訓恐怖分子,而不是成就世俗名流大亨。美國圣誕炸機嫌犯穆塔拉布的父親曾為尼日利亞經濟部長,剛剛卸任第一銀行董事長。而穆塔拉布在倫敦讀書期間,住的是倫敦價值400萬美元的公寓。
這些恐怖精英分子,享受的是當地現代化的勝利果實,實實在在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但在普通民眾那里,我們又可以找到諸如宗教文化威脅感的反彈,如穆斯林對于美國的文化和宗教干涉的厭惡;還有西方化的失落感,即在全球化進程中,非西方的不少地區,享受的不是切切實實的利益均沾,而是一種被遺棄、被拋棄的感覺。再加之,美國的軍事大棒到處揮舞,一會兒支持反對派,一會兒又將另一親信勢力扶植上臺。這造就了交織著各種負面情緒的弱勢群體,成為恐怖勢力滋生的社會土壤。
或許,我們難以從恐怖分子身上尋求一種獨特的人格。正如穆塔拉布在倫敦的同學驚訝地說到:“我真的非常吃驚,怎么也沒有想到他會干這種事”。但是,任何加入恐怖組織的人,必然受到過一定的挫折,這種挫折來源于個人在異質文化中所遭受的歧視和偏見,進一步又會產生對政治權力的失望感。在現實途徑不通的情況下,人才會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時付諸于極端的手段。此外,國際層面的恐怖主義活動,不能排除從眾的可能,因為很多恐怖分子連所仇恨的對象那都沒去過,其深仇大恨卻可以漂洋過海。
前方啊,沒有方向?
面對恐怖危局,放棄嚴厲打擊政策,這似乎難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擊,以現代化軍事技術進行肉體殲滅戰,收效不大,甚至事與愿違,反而加深了對方的仇恨,招致更多報復。要解開這種困境,似乎難有良藥,至少須待以時日。在高科技的“贊助”下,現代國際恐怖暴力活動越來越具有非對稱特性,從“9·11”事件以來,我們可以一覽無余。
在理解為何要加入恐怖組織、解決這個動機問題之后,就能找到理解他們做出如此恐怖行為的關鍵。這也決定了奧巴馬的“開羅宣言”只是一廂情愿。奧巴馬站在金字塔上大聲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僅為美國是個種族大熔缸,美國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濟,等等這些理由,并沒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們的所求。況且,在軍事上仍然大動干戈之時,別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態?所以,在阿拉伯地區奧巴馬有著極高人氣,但對于其個人所處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經濟問題很重要,但比之更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沖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結難以改變,所以各種改造計劃紛至沓來。但世界“其他”地區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別人的干涉,這仍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所以,在普世主義和實用主義雙重政策的壓力下,國際層面的族群和諧難以保障。宏觀而論,相互的寬容、溝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須的,這也只能保證溝通渠道的暢通,能否產生積極情感仍是未知數。而且國際群體間的偏見本來就無法消除。再加之現實政治的利益滲透,使得互動更為復雜,甚至惡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極端心理,最根本的還是應從軟性和長期性因素著手。短期的最為直接的軍事打擊手段,恐怕并非是長久之計。因為,即使消滅了肉體,仇恨的情緒能入土為安嗎?基于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權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對方的仇恨情緒、如何在接觸和互動中增加雙方的好感。一味地強調強硬手段,我們獲得的可能是消極的安全。所以對于非傳統安全的恐怖暴力問題,僅僅依靠傳統軍事手段是遠遠不夠的。或許,面對手段的選擇,總是存在那么一些悖論和困境,這也是和諧難以真正形成的根源。
英文原文請見:http://m.orobotics.cn/cndy/2010-01/19/content_933981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者 尹繼武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