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3日發表評論：金融危機的沖擊不過一年有余，有關“后危機時代”評論就鋪天蓋地而來。作為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人，我很好奇，這個“后危機時代”怎么來的如此之快？讓我們回頭看看當時對危機性質的認識和估計，究竟哪些對頭，哪些不那么對頭。這對理解當前和今后的經濟形勢，可能是有益的。
對這場金融危機，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從早先的估計不足轉向對危機估計的過于嚴重。開始的估計不足時顯見的，無非是偌大一個美國，區區一些“次貸”應該算不上大問題，更不可能對美國以外的經濟發生嚴重沖擊。可是，隨著事態的惡化，流行的軌跡就越來越嚴重， 甚至把這場金融危機看的比1929-1933年的大危機還嚴重，成為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市場危機。現在來看，這種估計是過頭了。
粗略比較，這場金融危機與30年代大危機，至少有兩點不同。第一，1929-1933年危機的背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圈子內，發生了新興國對老牌國后來居上的秩序變動，比如美國、德國相對于大英帝國的崛起。那終究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圈子。今天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國、印度、前蘇東歐國家等一大批經濟體，積極地卷入了全球化。這個圈子大得多，里面有兩大經濟板塊，即發達國家與新開放的新興工業化國家。
第二，1929-1933年大危機時，主要發達國家實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貨幣掛鉤黃金。黃金本位的貨幣如有的經濟學家講過的那樣，是比較“誠實”的貨幣，因為不容易在里面“兌水”，一般稿不起嚴重通脹。但是，金本位的貨幣制度遇到通縮時，各國也沒有可能大手釋放貨幣來刺激經濟。其實，1929-1933年的大危機，最后也是通過英鎊、美元分別于黃金脫鉤以后才得以擺脫的。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全球主要貨幣早已與黃金脫鉤，全球都早已進入“法定不可兌現貨幣”的時代。在這個制度背景下，各國當局只要擔心通縮之痛，短期內就有足夠的手段打開貨幣龍頭，大手刺激經濟。
所以，從全球格局的實體經濟層面來看，發達國家與新型開放經濟這兩大板塊從隔絕走向開放，由此激發出巨大的比較優勢，推高了全球經濟增長。同時，一旦金融市場爆發危機，引起了所謂系統性的恐慌、衰退和蕭條，各國也還有一個松動貨幣供給、刺激經濟的后手棋可以下。
至于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有一個從估計不足到估計過于嚴重的過程。一位名家曾經判斷，中國經濟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將出現負增長 – 不要說保八，就是保零都艱難。這也是中國政府出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背景。最后的結果，09年最低一個季度的GDP增長率，還是超過了6%。2009年全年過八，現在無人懷疑了。
在認識上還要加上一點，即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別顯著的，是中國的勞動者、建設者非常肯干，因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干就什么也沒有了。
對明年的經濟形勢怎么看？目前還是有擔心，認為復蘇不穩固，不可靠。有三個問題可問：未來中國的投資增速會不會減少？消費增速會不會減少？出口會不會增加？我認為，吧明年的投資和消費加到一起算，應該不會減少。這樣看，只要出口回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就會加快。
我的基本觀點就是中國的增長速度不是問題。問題是救市的代價。全球主要是這個問題，中國也是這個問題。總起來看，當全球和中國經濟復蘇的時候，某些失衡也會復蘇。不僅如此，為了應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各國釋放出太多的貨幣在全球漫游，究竟會對經濟決策的環境造成什么影響，非常值得我們在“后危機時代”密切加以關注。（作者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人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