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10日發表評論：西方“新聞自由”歷史上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理論武器，今天是西方新聞界對抗新聞管制的有效工具，同時也是西方國家全球擴張的戰略武器。
西方“新聞自由”思想肇始于英國大詩人約翰 彌爾頓。彌爾頓因出版了一系列有關離婚的小冊子而觸怒了國會，因為這違背了1943年通過的一項法案：未經檢查批準，任何人不得印刷書籍。1644年，彌爾頓到國會接受質詢，力陳檢查制度的弊端，強調出版自由是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這篇答辯詞就是著名的Areopagitica。遺憾的是，彌爾頓于1651年竟擔任了政府的新聞檢查官，“對那些發表他不能容忍的主張之人進行鎮壓”。
彌爾頓闡述出版自由思想首先是為捍衛其個人權利。后來，彌爾頓的出版自由思想經過不斷豐富和完善，對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新興資產階級高揚“新聞自由”的大旗。1776年，美國《人權宣言》闡述了新聞自由的核心：“媒體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堡壘之一，任何時候都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但事實上，按照西方的“把門人”理論，任何進入社會網絡的信息都必須符合“把門人”的利益。
在掌握政治主導權之前，資產階級曾被封建集權勢力剝奪了話語權。所以在建國之初，資產階級在設計制訂國家制度時，全力保障新聞自由。今天，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各種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成為西方社會政治機器運行的重要基石之一。在民主國家里，任何政府、政黨和政客都不敢逆民主自由大潮而動。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政治精英們既要把自己裝扮成自由民主的捍衛者，又要千方百計地運用新聞媒體實施社會管治。為此，精英階層必須竭力避免以行政手段干預新聞報道，而是運用間接的技術手段——通過改變信息供給的方式——來操縱傳媒。與此相適應，政治傳播學在西方社會得以高速發展，政治顧問在西方社會大行其道。在實戰中，政治顧問們已經摸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傳播策略，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國內時事評論員單仁平曾說，“所謂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只是在同一價值體系內有效，維護的是西方主流社會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閉的利益體系，面對其他利益群體，西方媒體立刻散發出‘獨裁者’的味道，其面目令人吃驚。”單先生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西方“新聞自由”的雙重性和虛偽性。
西方學者早就在研究“新聞自由”的相對性。菲利普?施萊辛格曾深入研究各種特殊狀態下國家對媒體的控制程度。“消息和圖像在戰時都成了戰略物資，必須像其他重要物資一樣服從配給，有時甚至成了稀缺品。”英國學者蘇珊卡?L?拉瑟斯等人發現，“戰爭時期的媒體看起來相互間也處于戰爭中，就像國家及其敵人一樣。”
英國一位政治哲學家曾指出，當今時代的大多數戰爭是通過傳媒進行的。當然，這里所說的“戰爭”泛指各種樣式的國際對抗。前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曾說：“誰要是不相信可以通過道義上的壓力，通過宣傳的影響來取得成果，誰就是說昏話 。”為此，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后的時代，控制世界的國家將不是靠軍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國家。”
政治學者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在其合著的Empire一書中提出，全球權力對當今世界的“統治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由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機構在一個單一的邏輯規則下聯合組成。這種新的全球統治形式我們稱之為帝國。”他們指出，“傳播系統是與軍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國的三股主要支撐力量之一。”當傳播系統成為國家戰略工具時，新聞媒體的客觀公正性何存？所以，加拿大學者羅伯特·哈克特和趙月枝認為，“客觀性說到底是一種意識形態。”
現代語言學奠基人Noam Chomsky在其名著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中指出，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全球推行“imperial grand strategy”，“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國際觀察家指出，長期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為其國際干預和軍事入侵制造“說辭”。無論“反恐”“反獨裁”還是“以發動戰爭來結束戰爭”，都是美國構建全球帝國的策略之一。
加拿大女記者Naomi Klein在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一書中提出，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沒有促進自由民主，反而帶來了災難。有些人為的災難，譬如馬島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推行市場經濟的惡果。自然災難和人為災難都為資本主義擴張提供了契機。當災區人民驚魂未定時，自由市場的鼓吹者就為其設計好了重建計劃，以從中攫取利益。
英國記者John Kampfner在 2009年9月出版的新著Freedom For Sale中說，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相依為命。在世界各地，無論是專制國家還是民主政府，都與其國民達成“協定”：鎮壓是選擇性的。只要不挑戰社會秩序，公民就可盡享自由生活，而大部分公民也樂意安享生活。政府與新聞媒體的關系也大致如此。不幸的是，“選擇性鎮壓”同樣適用于國際事務。
西方“新聞自由”思想過去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理論武器，今天是西方新聞界對抗政府新聞管制的有效工具，同時也是新聞媒體和民主國家自我包裝、自我營銷的有效策略。
為鞏固全球霸主地位，個別西方大國不斷強化其“軟實力”，竭力提升其對國際社會的裁判權威。當“反恐”“自由民主”都服務于國家利益時，新聞媒體也就程度不同地淪為戰略工具。在此語境下，傳統新聞理論已無力解釋當今傳媒的角色蛻變，因為后現代主義者深信“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真相”。
值得慶幸的是，在全球范圍內，仍有很多令人敬重的傳媒和新聞人在堅守專業操守。（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傳播學研究所所長 畢研韜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