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24日言論版文章：某些國際媒體持續關注最近中非關系升溫，再掀風潮，按照殖民主義和冷戰邏輯，妖魔化中國與非洲的合作。這些媒體認為中國的入侵使得西方治理及規范非洲大陸的努力變得困難重重，為本已為貧困、無知和暴力所累的非洲雪上加霜。但事實表明，中國人與非洲的合作要比這些充滿偏見的言論展現的景象積極得多。在西方勢力眼中，中國既非自由民主，亦非白人國家，卻對西方在非洲的影響構成強有力挑戰。至少在許多非洲國家看來，中國參與國家開發為其提供了一種發展模式。
西方媒體污蔑中國介入非洲只是為了自然資源，以滿足國內工業和龐大人口的需求。為了得到開發這片古老大陸的機會，中國不惜向一些野蠻流氓政權提供貸款資助。中國商人把大量廉價，質量低劣的商品傾銷到非洲市場，嚴重破壞了當地工業。與極富道德觀念的西方公司比起來，中國投資者回報非洲的少之又少。基于此，中國是非洲發展的障礙，絕非伙伴。
媒體編造的故事可讀性很強，但充滿偏見，不值一駁。并不是中國損害了非洲的發展權益，而是一個新自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損害著非洲的權益。這一體系以私有化、貿易自由主義和減少社會成本為基礎。只不過，中國目前正部分融入這一體系。西方國家和中國同在這一體系內，雙方在非洲的活動有很多類似之處。但不應忽視的一點是，中國在非洲的貿易和投資行為也有很多獨有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使中國的開發活動對非洲國家很有新引力。
中非1995年貿易額為30億美元，2008年猛增至1070億美元。這僅占中國世界貿易額的百分之四，但卻使中國成為非洲第二大貿易伙伴，而且非洲處于貿易順差一方。對于中國從非洲的進口活動，西方媒體把絕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石油上，指責中國只重石油，延續非洲對石油的依賴，忽視幫助非洲發展勞動密集型及農業和制造業等更具可持續性的產業。
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的確石油居多（62%），礦石和金屬（17%），但2008年美國從非洲進口額88%花在石油上，其他絕大多數為礦產資源。中國在非洲投資石油生產的資本只占西方跨國公司在非洲石油項目上總投資額的8%，占非洲大陸石油產業投資總量的3%。非洲生產的石油9%銷往中國，33%銷往歐洲和美國。
中國近年來從非洲進口石油數量增長一倍，作為回報，中國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低息或無息貸款，幫助非洲建設急需的基礎設施，而且建設成本遠比西方報價低得多。2006至2013年中國已經并將要以貿易信貸或資助基礎設施建設的形式向非洲貸款280億美元。中國的建設貸款大多由中國政府直接付給中國建筑公司，中間環節出現腐敗的幾率遠小于西方付給非洲國家政府的綜合意義上資金援助。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資助烏干達的教育資金中只有五分之一用在了那些急需資助的學校上。
妖魔化中國修辭的另一個關注點是中國對非基本消費品出口及其造成的負面后果。中國商品被指責為造成非洲紡織和成衣業衰退的罪魁禍首。其實，早在2000年中國大量向非洲出口商品之前，非洲的紡織及成衣產業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國際金融機構的強制推行的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便遭受了嚴重沖擊。這一貿易自由化運動打開了歐美二手服裝進入非洲市場的大門。事實上，中國產品要比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同類產品更加便宜，甚至比在當地由破舊設施，昂貴工具及腐敗狀況下生產出的產品更加物美價廉。一項由英國政府組織的調查發現，中國對非出口的商品主要取代了發達國家對非出口的同類產品。
中國對非投資額從1990年的4900萬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78億美元。2007年非洲接受的國外直接投資為360億美元，絕大部分來自歐洲、美國和南非。目前有1000多家大型中國公司在非洲經營，但西方媒體只關注采掘行業，尤其是非洲有色金屬總公司（Non-Ferrous Metals Corporation Africa）位于贊比亞的謙比希銅礦。當地2200名礦工的生存工作條件的確令人擔憂，但并非只有贊比亞礦井如此糟糕。西方及南非的礦井罷工在一個側面凸顯了這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問題。1990年代末期，世界銀行堅持在贊比亞推行礦井私有化，當地人認為如今的糟糕境況比私有化以前更甚。謙比希銅礦并非中國在非開采的最大礦井。一家中國公司在尼日利亞雇傭20000多名雇員，包括許多經理都從當地直接選拔，但西方媒體對此視而不見，一味抱著謙比希銅礦不放。
簡單對比一下在非洲經營的中國和西方公司就會發現，雙方的情況截然相反。西方公司利潤豐厚，而許多中國公司是中非合資企業，與非洲合作方分享利潤，而且，中非合資公司多為當地市場生產，也比西方公司更加專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開發制造產業。
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為了能源和礦產姑息許多非洲極權暴君。但美國和法國通過出售軍火，和為非洲暴君提供合法性支持姑息支持了絕大多數的所謂非洲“暴君”。在貨幣貿易和人員交易上，西方也難辭其咎。非洲40%的私人財富（2006年1月20日《華盛頓郵報》馬丁·梅霍迪斯撰文《非洲的命運：五十年獨立調查》）已經轉到海外。利用資本轉移及避稅手續撈取大量利潤的是位于倫敦和蘇黎世的銀行，而非北京的銀行。西方國家利用國籍誘餌，吸收了大量非洲專業人才，尤其是醫生和護士。這些人在非洲學習鍛煉成才，卻離開自己的家鄉，為發達國家服務。中國與五十個非洲國家建立了長期教育培訓合作項目，幫助非洲培養了數以萬計的醫生、工程師、農業專家等技術人才，但絕大多數人學成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妖魔化中國的西方媒體缺少一種比較的眼光，反映了西方精英對他們自己國家利益和道德優越感的自傲。這些人不會深刻追問西方政府所謂“幫助非洲發展”和“促進非洲民主”等說辭背后的實際收效和初衷。與此同時，這些人只注意到那些可能證明中國在非洲存在剝削的事例。許多非洲人，以及一些西方人，開始將一種新式的西方“文明使命”與“不道德的”中國人進行對比。中國人并不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辦事。中國人不在降低社會公用投資的同時，對援非貸款提出種種條件。這些受眾越來越排斥那種一味將矛頭對準中國，同時置非洲體制性問題和人權狀況于不顧的西方媒體報道。這些報道之所以指責中國，并非因為中國在非洲的實際行動，而是因為西方國家將中國看成一個有力的競爭伙伴。
英文原文請見：
http://m.orobotics.cn/cndy/2010-02/24/content_9492573.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
（本文作者： 巴里·蘇特曼（Barry Sautman）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政治學家、律師，其著作主要涉及中國的民族政治學及中非關系；嚴海蓉（Yan Hairong）是香港理工大學人類學家，著有《新主人、新仆人：中國的遷徙、發展與女工》，杜克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