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3月8日評論版頭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做了舉世矚目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了中國經濟未來努力的方向和有效的運營方式。從這個內容豐富、意義重大的報告中，我們能夠看出我國政府正在著力探索中國經濟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和盡快努力解決好全球金融大海嘯給中國經濟留下的各種后遺癥。這種緊迫感和使命感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大方面給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挑戰：
一是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的問題。二是中國企業財富創造的能力建設問題。三是宏觀經濟大環境保持穩定有序和與之關聯的社會和諧的經濟基礎的堅固問題。
首先，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反復強調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對外需驟減的挑戰，提出了我們如何培養內需的發展戰略。我感到這些豐富的內容可以理解為是中國政府拿出了自己克服影響中國內需“三大障礙”的應對措施：
具體而言，第一大障礙就是來自于中國社會支撐消費所需要的收入增長的挑戰，減少“沒有錢消費”的現象。尤其是這一問題突出反映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內地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因此，報告中提出的大力發展三農經濟、農村城市化建設、城鄉統籌建設和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等措施就是為了能夠創造更多的收入增長的就業環境和機會。在這方面，我感到不能簡單的通過大范圍的工資增加來提高人們的消費能力。因為這種“輸血型的方式”所支撐的消費能力如果不能夠和財富創造的生產活動（造血功能）結合起來，那么，不僅消費的增長不可持續，而且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今天歐洲在提高福利社會的同時，也面臨了社會缺乏創造財富動力的挑戰(因為簡單的高收入高稅收已經讓人們做不到“多勞多得”的結果和看不到由此帶來的推動經濟增長的活力)。
另外，目前“農民工荒”現象如果能夠帶來激活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改善農民工的待遇、刺激用人單位尋求改善企業績效和利潤的途徑以及給與農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等效果，那么，我覺得沒有什么好“慌”的，這是靠市場的力量在調節我們一些制度上、結構上、管理上和經營上的缺陷，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如果這是一種政府主導的資源錯配所帶來的結果，那么一旦最終市場的力量讓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持續不了的話，那么，今后農民工“沒有錢消費”的問題就會暴露得更加深刻。所以，我們一定要讓農村城市化、城鄉統籌工作實實在在帶來財富增長的效果，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將成為農村建設中一個重要的推動力；而不是花大代價去搞重復建設、形象工程，只看見政府搭建了“舞臺”，卻沒有充滿活力的“演員”自愿地去上面施展創造財富的“精彩技能”，結果當政府搭建好舞臺準備“退市”的時候，農民工的過剩問題就會形成巨大社會保障的壓力和動搖社會和諧的不穩定因素。簡單的說，如果今天某些地方資源條件非常惡劣，不利于城市化建設和工業化發展的地方，就應該創造條件讓農民工能夠充分自由地流動，以確保中國經濟整體的競爭力和財富創造的巨大活力，否則“逆勢而行”，可能會事倍功半，浪費資源，得不償失。
第二大障礙就是來自于影響中國消費水平的民生問題所帶來的挑戰，努力解決“有錢不敢消費”的后顧之憂問題。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反復提到住房市場的優化改革、醫療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消費市場誠信建設和消費者利益保護的質量監管等工作的重要性。這一努力的效果好壞，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支撐這項重大工程的中央與地方稅收體系的優化改革及其科學管理，否則，讓社會感到“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政府僅僅通過財政政策中的高稅收和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高通脹局面來平衡他們的財政赤字而國民經濟并沒有出現效益上大幅度改善的結果），那么，還是會影響到大眾主動消費的意愿和出于“自我保險”目的的過度金融投資的行為，結果政府的“扶持”政策會事倍功半，效果有限。
第三大障礙就是來自于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問題對內需增長的負面影響。這是一個需要解決“有錢想消費但卻無法消費”的問題。當然，通過合理的稅收政策實現健康的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對維持中國經濟增長和保證社會和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從發展中國家實踐的經驗教訓中可以看出，高稅收政策常常會引起大規模的資本逃避和增加國家納稅績效管理的成本，所以，尋求一個高收入階層自愿安心消費的良好環境，以此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說，在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過程中，財富從他們手里和諧地轉移到通過辛勤的勞動為他們提供所需要的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的中低收入階層的手中。否則，高收入階層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消費產品和服務，就會出現最近國外旅游熱消費旺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世界錯誤的判斷中國大眾已經具備了高消費的條件——它不僅使得富人的財富沒有與中國社會收入增長有機地聯系起來，而且也會帶來外國決策層不顧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施壓中國政府去全面開放中國市場，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力等不合理的外交障礙，從而使得中國宏觀經濟呈現出更加不穩定的狀況。
另外，如果高收入階層在中國無法找到合理消費渠道的話，那么，他們只能將財富儲備起來，于是，他們選擇的“儲備”方式就可能會帶來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等不穩定局面，從而影響到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的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質量和生活負擔問題，并可能破壞保證經濟穩定發展的社會和諧的基礎。當然，在目前中國經濟還在轉型的過程中，中國企業一時無法滿足富人高要求消費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倡導公平自由貿易的理念，鼓勵中國企業發揮他們生產價廉物美產品的比較優勢來創造財富，解決中低收入階層購買力低下的問題。同時作為一個對世界經濟發展負責任的大國，當然也歡迎外國企業可以發揮他們品牌和高附加價值產品和服務的比較優勢，來提供給這方面需求較旺的中國高收入階層。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貿易給大家帶來的是雙贏的結果，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只能使得大家面對兩敗俱傷的后果。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必要性。
第二個挑戰是中國企業競爭能力如何提高的問題，政府工作報告多次強調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性。在當前改善民生福利條件、環境保護、資源稀缺以及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外部壓力”下，中國經濟還是靠低收入、高投入、高排放和出口依賴的增長模式來完成自己財富積累的發展階段，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具有挑戰性。于是，如何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找到企業乃至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就是擺在中國經濟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政府目前拿出的應對方案是：一靠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生產和提供更多具有差異性而市場青睞的產品和服務，比如建立中國專利的世界品牌產品。二是強化商業規范、提高服務質量來挖掘產業鏈中的無形資產投入所帶來的高附加價值回報的財富創造機會，比如國際旅游城的建設等。三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努力站上微笑曲線理論所指出的技術和金融服務的兩個財富創造的“制高點”，減少和擺脫我們長期以來滿足低附加價值的加工貿易這種被動局面。比如，報告中所指出的低碳經濟建設、生物科技、生命科學乃至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等新興產業就屬于這一類。這些關系到產業結構調整但又需要“好字當頭”的宏偉戰略，真正付諸行動產生可觀的收益，我們還要克服很多來自于我們自身的“缺陷”，它包括：
1.人才的培育和建設問題。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和高端服務的提供需要一大批接受良好教育和技術訓練的優秀人才。否則，我們無法勝任差異化強、含金量高的生產和服務工作。那么，在當前教育普及度不夠、教學質量不高的現狀下，中國的勞動大軍可能更擅長的還是標準化程度高、體力勞動為主的加工貿易工作。
2.
公平競爭的問題。今天溫總理的報告中也談到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問題。靠關系、靠壟斷來爭奪資源謀求財富就不可能產生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中國產品和中國服務。這里面也涉及到政府清廉從政、防腐打貪的問題。否則，不正常的官企利益勾結就會阻礙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
3.
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特征就是差異化強，如果很快被模仿，而且產品偽劣制造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那么，市場創新的動力就會很微弱，而國家主導的創新績效也會大打折扣。盡快今天山寨市場解決了中國相當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也滿足了相當一批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但是，長期以往這樣下去，中國的“創新文化”就會被淹沒，創新精神就會流于形式——這個問題實際上要比創新所需要的資金扶持、知識支撐，不知道要關鍵和迫切多少倍。
4.金融市場和金融人才的建設問題。自主創新、搞差異化的生產和服務，追求高附加價值的過程就是一個面臨高風險挑戰的過程，如果我們的金融體系還是停留在適應“標準化”的制造業所需要的信貸資金這樣單一的業務水平上，是不可能解決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對金融服務高要求而又不能得到滿足的攔路虎問題。而要這類只會做低風險商業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去承擔高風險的創新項目的融資和財務管理，不僅會捅出漏子，而且會造成金融體系更加嚴重的動蕩或危機問題。所以，我們要著力培養一批新型的具有實力又愿承擔高風險的投資家進入到這場產業結構調整的主戰場中，用他們金融創新的智慧和成果來支撐技術創新的發展。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類高風險和高收益的金融服務活動，監管不嚴很可能上演一場美國人已經展示過的金融創新濫用的大鬧劇。一句話，這些障礙不解除，“好字當頭”的發展戰略就勢必會大打折扣，甚至會造成中國經濟丟掉了自己過去擅長的東西而又沒有找到更加具有活力和持續的發展方向，它所可能帶來的社會迷茫會左右中國社會和諧的基礎和經濟發展的活力。
最后，也是本年度最具有挑戰的問題，那就是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調整對外經濟交流的合理方式，以保證中國經濟順利的實現新一輪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運營模式。當前各國政府主導輸血型的經濟復蘇雖然已經出現績效，這大大提振了人們對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但是，希臘等國的主權債務危機讓歐盟乃至國際金融市場都增添了很多不確定性，而且，雖然低碳經濟已經引起了各國足夠的關注和重視，但是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利益沖突，讓我們看到了低碳經濟的財富創造模式還需要時間。所以，08年以來大量為了挽救經濟政府向市場所投放的流動性，如果在市場價格復蘇后，還是沒有找到合理的去處，那么，全球下一階段的通脹和資產泡沫的風險就會與日俱增，局部地區和某些國家因為這種資金的泛濫還會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由此也可能引起更為嚴重的傳染效應造成世界經濟可能再走回頭路。
作為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具備這種憂患意識，努力把我們眼下自己的事情做好，從而提高我們自身防范風險的能力。為此，在今天不確定的環境下，“不折騰”就會形成眼下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基調。比如，不隨便加息以免剛剛培養起來市場脆弱的造血功能出現嚴重的衰竭，得不償失。另一方面，也不能對流動性過剩和資產泡沫問題袖手旁觀，以免金融體系出現硬著陸的危險狀況。為此，配合靈活、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比如采取靈活的不對稱加息方法，或者適時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監管部門更要筑起嚴密的防火墻（利用調節資本充足率等審慎性監管的措施和有效的外資管理辦法），引導資金進入到今天依然還十分需要的實體經濟部門。物業稅等的稅收政策的啟動也會在權衡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下找到一個相對最優的時機和合理的實施方式，而貿然推進可能會產生事與愿違的效果。還有，如何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世界多變與雙邊的經濟對話和合作過程中，發出中國自己有影響力的聲音，也是保證我們今天克服難關所不可或缺的外部環境。
總之，今年對中國經濟來講是最具有挑戰的一年，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年，我們期待中國社會上上下能夠達成共識，齊心協力，共同為明年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所需要的良好的社會和經濟基盤的形成，貢獻出我們自己應盡的力量。
英文原文請見：http://m.orobotics.cn/cndy/2010-03/09/content_9557395.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