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3月17日報道：2006年冬天，17歲的武警新戰士羅星離家千里，赴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值勤。在他的廣元老家，退伍軍人羅兵期望這個獨子能通過部隊里的摸爬滾打，鍛煉出一身游走社會的本領。可兩年后，羅星死了。
2008年5月7日，羅星本將調至地處成都的武警四川總隊。但那年3月14日，突發于西藏自治區的一場驚世暴亂改變了他的命運。武警阿壩支隊在接受了維護四川藏區穩定的新任務后，奉命駐守汶川縣映秀鎮。五天后，羅星與六名戰友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遇難。映秀是巨震的震中。
在家人面前，羅兵強忍悲痛，把兒子已死的消息當作秘密，保持了一年半之久。他深知兒子的死將對這個家庭產生多大的打擊。羅兵85歲的老父在去年底通過鄰居得知這一噩耗一個月后，就撒手西去了。
“我們家里頭是三代單傳。”在映秀漁子溪村遇難者公墓，43歲的羅兵默默瞅著兒子的衣冠冢，一字一句地說著。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難，17923人失蹤。在各級政府部門用一系列具體而量化的指標日夜監督災區重建進度的同時，專家指出，受災地區群眾心理層面的康復是一個遠為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都江堰市老年人心理危機免費救助熱線創辦人徐坤教授稱，四川地震后，表現出慢性心理創傷的人數多達1500萬。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遞交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十一屆三次會議的《關于建立地震災區兒童青少年心理援助長效機制的提案》則推算稱，震后單是出現長期心理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就“有百萬之眾”。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去年12月表示，地震發生后，全國共為各受災地區培訓各類心理服務人員五萬余人。其中，衛生部累計為災區培訓了基層心理衛生服務工作者400多人。
然而分析人士認為，在中央政府巨額投資 – 三年內的累計投資竟為此前三十年對川投資的總和 – 幫助四川創造重生奇跡的同時，對災區群眾進行心理救助的努力仍相當有限。
在各個災區，像羅兵這樣老宅雖在地震中挺立不倒，但情感創傷依舊深重的人，都無資格領取為受災群眾預留的補助款。心理援助者們也不會在一聲召喚之下，立刻趕到他們或那些居于山間、古道、茅屋里的烈士家屬的身邊。對此，羅兵說自己并不在意。“娃兒都去了，我要這些干什么？”他輕輕地說。
震后的最初幾個月內，國內外無數試圖向受災群眾提供心理援助的社會團體畢至極重災區。而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里，數以萬計有組織的心理學學生、私營業主和國企員工更是紛涌而至，幾乎每人都宣稱能在短暫的停留期間幫助愈合幸存者們的心理創傷。
“整個四川災區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學工作者，但其中只有大約四五百人是有組織的專業人士。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們要干什么。”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張侃說。
他透露，一些人甚至把災民當研究對象，采集完數據就走。“這是不道德的。”他說。
震后火速趕往其妻戶籍所在地映秀的河南人王長兵，現在漁子溪村開起了餐館。他說：“可以說沒有幾個真正是志愿者的。就有些是沒畢業的學生，思想比較純正，沒有做生意的頭腦，他們是來支援的。年齡大的‘志愿者’主要是來做生意的，來看災區的情況。”
多數重建項目從去年五月地震周年后才陸續動工。自那時起，各個心理援建機構都逐漸從災區撤出了。與此同時，災區，尤其是最重災區北川羌族自治縣的自殺和暴力事件接踵而來。
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在去年四月自縊身亡。而此前五個月，他才被安排到井岡山參加了“災區重建干部主題培訓”，并在那里“接受了心理撫慰”。
自殺前，在地震中痛失愛子的馮翔給妻子留下了一封遺書。在遺書中，他留下了這樣的語句：“抑郁，是我這三十年來，最親近的朋友，抑郁帶走了我，也就帶走了所有的悲傷。”
馮翔曾與2008年10月自殺的北川縣農辦主任董玉飛熟識。40歲的董玉飛在其遺書中也寫道：“抗震救災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我的確支撐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中科院心理所危機干預中心去年經調查發現，接近40%的北川干部有嚴重創傷反應，另有11%則處于較重的抑郁狀態。省內媒體報道說，地震后，四川省已對2543名有直系親屬傷亡的災區干部或進行了崗位輪替，或將他們交流到了條件較好的地區工作。
心理所張侃所長呼吁政府成立一個部門來專門引導、管理、協調服務于心理重建的社會力量，和為之提供經費與規劃等政策保障。民進中央在其今年的政協提案中支持了這種觀點，并不無警示地回顧道：“在唐山地震20年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創傷后精神障礙問題。唐山市民存在精神障礙的比例，比普通城市的市民高出近10倍”。
由于建筑質量低下，災區的許多學校在巨震來襲時應聲而垮，數千名學生喪生。對那些年輕的幸存者來說，心理康復的過程則更為坎坷。很多孩子對學校的情緒交織著時隱時現的敵意、焦慮和恐慌，另一些人則干脆放棄了讀書。
震后不久，董婭和映秀漩口中學的同學們一道遷至山西省長治市讀書。去年底畢業后，她在第一時間內就趕回老家學考駕照，試圖開始新的生活。
“我不想讀了。我那些同學現在讀書的讀書，上班的上班。讀書的都跑得很遠。他們不知道怎么想的。”董婭撇著嘴說。這個19歲的姑娘在地震中失去了三名親人和更多的朋友。
而在北川中學這所計有1500余人遇難的教育機構，師生們還在致力于從另一場前不久才發生的悲劇的陰影中走出來。
官方宣稱，一月四日凌晨時分，高一五班學生母志鵬潛入一班學生李浩龍的宿舍里，毫無緣由地用刀將其割喉殺死。二人今年均只有16歲。雖然地方官員堅稱犯罪嫌疑人與受害者并不相識，但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綿陽市公安系統內部人員和北川中學援助人員分別告訴本報，二人一早相識，悲劇另有起因。
事件發生后，對心理援助作用的負面評價一時間充斥了各大媒體。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駐北川中學“安心屋”援助站負責人龍迪教授對中國日報說，競爭過劇的現行教育制度或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她在與本報的獨家專訪中表示，由于“學校系統的繼發性創傷”，人與人之間的不友善已困擾了北川中學一段時間。龍迪說，創傷最重要的成因正是時間的缺乏。
她表示，我國教育體系不僅鼓勵，也造成了持續的，大規模的激烈競爭。其既定安排總是通過大量犧牲師生的時間和空間，來為學生換取更高的考分，并為教師贏得更好的鑒定。“只有這樣的時間才是合法和合理的。除此之外，就叫浪費時間……日常教育安排缺乏滋養心靈、連接生命的時間和空間。它根本沒有留出來這個時間。”龍迪表示。
在仍寄居綿陽市郊的北川中學，同學們服從于準軍事化的管理。他們的每一天都從早晨六點半開始，十點半結束。這期間的八個小時，則是強制熄燈的休息時間。安心屋負責援助的高三年級同學每天要上13節課 – 而13節課，龍迪喃喃地說，“即使沒有地震也是一個創傷啊。”她認為，沒有寧靜的自由和獨處的時間，投入于心理援助的資金再多也是浪費，因為壓力過重的師生們是不可能自行痊愈的。
即將于六月參加高考的北川中學高三年級，在2008年的地震中死傷最重，“十個班死了七個班”。
“在這里壓力太大了，人沒有辦法仁慈……我們的學校是一個競爭的地方，不是提供支持的地方。而競爭是要給人壓力的。在壓力下，如果你的能力和心理足夠強，你就是勝者。雖然我相信那樣得到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是很虛的……大多數人（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沒有那么多的教育資源……再經歷了這樣的創傷，他們肯定就不自信。不自信，成績就會下降。成績一下降，他們的學習過程就變成了對個人價值的全面否定。”龍迪說。
而由于教師也被要求以分數去衡量每個學生，師生關系很難和諧。“這樣導致了老師對學生的傷害，和學生對老師的攻擊。教室成為互相競爭，互相打擊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心理是很嫉妒的。‘你這次比我考得多五分，我想掐死你。’這都是學生自己跟我們說的。”她表示。
一月末，慘劇中受害者的所在班婉拒了安心屋提供的戶外心靈康復活動課，原因是“快期末考試了，老師說全中國、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著北川中學，盯著他們，他們不能再出事了。”安心屋工作人員李關黨說。不知是否處于自覺，老師們將考試失利與殺人慘案都總結成了性質相似的兩個字：“出事”。
受害者所在的班是該年級成績的領頭羊，在校內被稱為“珍珠班”。在要求被拒絕后，安心屋為犯罪嫌疑人母志鵬所在班的同學們在1月20日下午爭取到了一堂兩個多小時的戶外心靈康復課。
“（教育者們說學生）現在的時間是給未來的 – 現在如果好好復習，分數考得好，以后就會怎么樣怎么樣。可創傷治療需要從現在和過去的視角出發，需要對孩子們每一個當前的要求做出回應，然后才能讓他看到未來的意義。”龍迪說。“治療就是重新建構意義。災難的創傷就是把人的意義給打碎了。所以他連不起來，人就亂了。”
震后不久，曾任當地小學校長的申繼斌讓女兒申婷婷離開了她就讀的北川中學。“因為她們那個班遇難的比較多，她的心理壓力比較大，所以我就讓她遠離那個地方。北川中學，你不管怎么說，遇難那么多老師和學生，對（幸存者的）心理壓力很大。主要是心理陰影。”42歲的申繼斌說。他共有六名親人在地震中遇難，其中包括與他相伴16年的妻子。
“情緒是傳染病。一旦情緒不好，學校領導要傳染給老師，老師要傳染給學生。”他說。
在申繼斌現單位北川縣教育體育局的十幾米外，是一座教師心理康復中心的舊址。這座由香港方面籌資建立于原安縣教師進修學校的中心，現已遭遺棄，各辦公室內都堆滿了被人遺忘的手冊、課具和未開封的箱子。“（心理康復）就是種形式。我不要哪個康復我。那些康復都是專家搞些花架子。要是真實實在在地搞，北中不會出現那種情況。”現任教體局計財股副股長的申繼斌說。
雖然他并未談及其個人生活，但從縣政府取得的人事檔案顯示，申繼斌已再婚。而他已成為QQ農場資深用戶的事實，或許也能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名北川漢子在通過自己水滴石穿的努力，堅定地走出那些苦痛的記憶。
“我覺得不管怎么樣，都要靠自己。自己要對自己的生活充滿信心，在一天就活好一天，把自己工作干好，看開一點。過去的始終是過去了。”申繼斌說。
龍迪說，歸根結底，最有資格評價心理康復進程的，只有受災群眾他們自己。
“我們這些外人是不是對那么多我們不熟悉的生命和環境去進行評價，我越來越覺得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沒有用的。但那并不是說不能評價。”她說。
“我把這件事做好了，我覺得我這一輩子夠了。”
英文原文請見：
http://m.orobotics.cn/china/2010-03/17/content_9599763.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胡亦南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