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19日報道：五個經濟特區在中國經濟的驚人發展中迅速崛起了。同時，它們也幫助改變了千萬人的生活。
下周，中國經濟特區30周年紀念日就要來到了。一直以來，中國利用“特區”這種突破性地嘗試盡可能吸引人才和資金。事實上，這個計劃的確起效了。
廣東的深圳，珠海和汕頭，福建的廈門和整個海南都深獲其利，一些偏僻落后的城鎮發展為國際化的大都市。
作為最成功的例子，深圳在20年內從一個小漁村變為了一千萬人的大城市。
目睹了“特區”模式的成功，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復制了這種模式希望發展經濟。這其中，包括巴西，印度，伊朗，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賓，波蘭，俄羅斯，柬埔寨和朝鮮。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截至2007年，在120個國家的特區里，3000多個項目被實施。
然而，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并不平坦，貧富分化加劇，房地產泡沫等問題紛紛出現。而且，在經濟特區日益成熟之際，它們發揮的作用正在減弱，新的問題正在產生。
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五名見證了特區發展的普通人，講述他們所遇到的高潮和低谷，奮斗和成就。
珠海：
林北添從來沒覺得高樓林立的珠海有什么好，雖然，這里是他的家鄉。
他的四個孩子都住在市中心，但是82歲的他更喜歡住在20公里開外的農村郊區。那里的社區寧靜又安詳。
“我老了。城市對我來說太吵了，”他說。
在80年代早期，中國沿海地區建立了五個經濟特區，其中就包括珠海。過去幾十年發生在珠海的巨變如今已經席卷了他所居住的村子。
“很快村里就會到處都是外來人口，就跟別的特區一樣，”他說。“然后村子就會更加開放。”
1983年，第一條水泥路開進了這個小漁村。對于這種種的變化，林說他心中喜憂參半。
“為了修路，大概400公頃蠔田被埋了，這還只是開放村子的第一步，”林說。直到1984年，他都是這個村子的村長。“現在只有32公頃蠔田還留著。”
當特區計劃剛剛啟動的時候，珠海城市和鄉村幾乎沒有什么兩樣。他說那個時候，城市“都是一片片的海灘覆蓋著。”
隨著規劃的改變，林說人們對于珠海城市的態度也變了。
在特區建立之前，村民們削尖了腦袋往澳門鉆。那些高樓大廈太吸引人啦，Lin說。后來，特區建立了，高樓平地起，人們又涌向珠海的城市了。
他的村子以前有大約30戶人，現在只剩了13戶了。
雖然有些不安，他還是對周圍發生的改變感到自豪。
“在20世紀70年代，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的村莊將用上電，而我的城市將是中國繁榮的經濟特區之一，”林說。 “這里的人們不用再眼紅澳門或希望在那里生活了。”
深圳
還有三天就是深圳特區30周年紀念日了，劉博通終于成了深圳人。但是，就算拿著深圳的身份證，劉說他還是不能在這個城市里找到家的感覺。
“深圳是最多元的城市之一，但是讓人沒有歸屬感，”28歲的劉說道。他身后的展板頌揚著這個城市過去30年發生的巨變讓它成為廣東最重要的工業中心。
“但我還是很高興能夠一起慶祝深圳特區的30歲生日，”他說。
跟其他涌入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尋找機會的農民工一樣，劉知道他只是來這里工作，而不是過日子。
“我在這里會有前途的，”這個大學畢業生說到。
2007年他來深圳參加公務員考試。深圳的現代都市氣息讓他震驚了。
“我學會的第一課就是講話要簡短，”他回憶道。“電話應該在三句話以內搞定。這就是特區速度，沒人有時間聽你廢話。”
劉連著兩年考了公務員，但是都失敗了。只得當了農民工。
來深圳三年，他搬了9次家。
不同輩的人對于深圳城市變化的態度也不相同。劉認為比起特區剛建立的時候，現在想要獲得成功越來越難了。他的表兄10年前就來深圳了，現在已經擁有了4處房產。
“城市發展了30年已經變得很成熟了。我初來乍到，享受的是前輩們的勞動成果，”劉說。“但是很多前輩已經離開去其他城市啦。”
“每過2，3年，就有一批人走一批人又來，”他說。“我得找準自己的定位，這就是我在深圳學到的。”
汕頭：
張建平目睹汕頭的起起落落，從1990年開始已經20年了。那時他剛在廣東安家。
退伍以后，張帶著一個孩子回到湖南湘潭老家。但是，不到半公頃地養不活一家老小。于是，張就跟著朋友到汕頭特區奔更好的生活去了。
“我第一眼看到汕頭給嚇了一跳，”張說。“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或者說是一個被改造過的世界。”
他來汕頭之前就聽說這里來錢快，不過只是對那些跟政府上層有“關系”的人有效。
盡管沒有后門可走，46歲的張還是發現這里有不少的發財機會。
“90年代我開始開出租。那時從外國投資商那里挖到第一桶金的人花錢如流水，花得跟掙的一樣快，”他說。
“他們（暴發戶）好像還不知道該怎么花錢。我開車帶他們去酒吧和俱樂部，他們幾萬幾萬地花在唱K上。”
那時，張一天掙好幾百塊，他說那會兒是汕頭的黃金發展期。
“有活力，有財力，也有欲望，”他說。
張把賺的錢投到與老鄉合伙的塑料廠里。雖然他老鄉賺了一筆，他卻血本無歸了。
“我知道我沒法靠做生意發財了，”他說。他上了小學就輟學了。
汕頭的繁榮一直持續到90年代末，直到國家收緊進出口交易，打擊走私。中小企業已經開始離開當地，勞動力也轉移了。
“我兒子在廣州工作，那里有機會，”他說。“這幾年經濟放緩了，汕頭尤其放緩了。”
“我還是會在這里工作，至少比老家好些，”他說。
海南
1989年， 18歲的馮軍平 跟隨舅舅從浙江來到了海南，“當時的海口只有幾棟 8 層樓高的樓房，相對于浙江，一片荒蕪”馮軍平如此描述建省之初的海南。經過21年的奮斗，目前，他已是 海口浙瓊涂料廠的廠長了。
“那個時候，海南幾乎沒有“涂料”的概念，所有的墻面都是用石灰粉涂的”，也正是這一點，馮的舅舅從浙江過來投資建立的涂料廠，搶占了海南涂料市場的先機。
建省之初，由于空前規模的人流、物流、資金流涌入， 全國 5000 多家房地產公司云集海南， 海南房地產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于1988年—1989年和1991年—1993年連續掀起兩輪高潮。 利用海南房地產爆炸性的增長時機，馮軍平和舅舅挨個的上門推銷自己的涂料產品，由于涂料廠剛起步，顧客都是嘗試性的使用，效果滿意后再付款，有時欠款高達到 10 多萬元，從而導致涂料廠出現了資金問題。與此同時，從省外運輸生產涂料用的原材料，由于交通運輸落后，馮也不得不承擔著運輸過程中的經濟損失和面臨資金周轉問題。
在建廠之初，由于競爭壓力小，個體經營，利潤都是 100% ，馮軍平的涂料廠很快具有了一定的規模。1996 年以后，馮開始接手舅舅的涂料廠，廠里每天的產量從原來的一兩噸提高為兩三噸，直到現在，海南大發展后的今天，運貨大大便利后帶給馮軍平的是在 2000 年后他可以在全省范圍內大量批發產品，他的涂料廠產量大幅度增長到了七八噸。
從 1994 年開始，由于房地產經濟泡沫的出現，海南房產的裝飾市場受到重創，馮軍平的涂料廠也曾出現了一陣的低迷，但馮軍平憑借著涂料廠當初的發展和自己一直艱苦奮斗的上門推銷理念，馮的涂料事業很快便走出了陰霾，穩步得到提升。
1999年 7 月，國務院批準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建設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人民銀行制定的《處置海南積壓房地產試點方案》，海南迅速利用經濟特區的優勢，進行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操作上的創新，出臺了一系列強硬但符合實際的政策，引起了國內外大企業紛紛派員飛往海口、三亞收購爛尾樓。
“2000 年開始，政府開始改修爛尾樓，半拉子樓被層層加高或裝修，改造成新的廣場、新的摩天大廈，海南的裝飾市場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涂料廠的工人也開始加班加點，大批量生產，我也不用再上門推銷，就等著批發涂料給顧客”。
2010年，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又一次催發了房地產、裝飾市場的勃勃生機。馮軍平笑著說，“感覺現在是越來越忙了，市場需求很大，以前廠里的工人一個月只用干 15 天的活，現在廠里的生產一天都不能停”。 “人們有錢了，農村里的房子建得越來越好，而且很講究裝修，用到的涂料也自然會更多”。
廈門
以碧海藍天聞名的廈門，與其他四個經濟特區有所不同。
它或許不如深圳經濟蓬勃，也不如汕頭銳意創新，但是，廈門人說，廈門擁有的是生活質量。
“我們為之自豪的是悠閑的生活節奏和高度的幸福感，”張玉蝦說道。她在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在官方調查中，廈門的環保水平排名第6，基礎設施排名第10.廈門人知道他們應該珍惜什么，尤其是看見不計后果的發展所帶來的毀滅性效果之后，張說道。
40歲的張如今擁有愛心老年公寓。
“如果不是這里有如此舒服的生活環境，我不會在養老院事業上獲得如此的成功，”她說。
愛心老年公寓創辦于2002年，有6層樓，地處樹影搖曳的海灘旁邊。一共有67名老年人居住在那里，如今有一位老人正要慶祝他的100歲生日。在公寓里還有3位百歲老人。
“很多人從外地，甚至國外，到這里在度過他們的晚年，”張說。
就像很多在80年代涌到特區來的人一樣，張也是來尋找機會的。1995年，她患有精神疾病的母親前來與她同住。
張當時在一家養魚場做銷售，沒有時間照顧母親。
“我發現除了精神病院，這里沒有地方可以供我母親生活，”她說。她正打算把母親送回老家，但是，幾個月后她母親走失了。
“我找了她十年，”她哭著說。“現在希望已經很渺茫了，但是，我想到我們這一輩人應該做一點什么來回報我們的父輩。”
愛心老年公寓有17個護士，同時周圍的大學生志愿者也會定期到這里來照顧老人。
“年輕人懂得照顧別人，尤其是老人，讓人感到欣慰，”她說。“對于廈門來說，這一點比經濟高度發展和宜居的環境更重要。”
英文原文請見：
http://m.orobotics.cn/cndy/2010-08/19/content_11173914.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張鈺晨 魏添 黃一鳴 編輯 潘忠明) （李瑤對此文也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