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9月29日報道：能在一個如此高雅的環境里，面對如此卓越的聽眾，來談一個如此合時宜的話題，我感到十分地榮幸和高興。作為一名亞洲與比較哲學以及中國文化的學生，并懷有對儒家人文主義現代轉換的關注，我非常感興趣的是，你們對于我個人觀察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反應，比如“文化中國”背景下做中國人的意義，東亞現代性特征的界定，以及“亞洲價值”與新世界秩序建構的相關性等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世界還遠未達到對話的、和諧的、和平的狀態。全球化擴大和加深著地球每個角落人們之間的互聯性與團結性, 而世界作為一個“地球村”的構想可使這一共享的渴望大大加強。事實上，從20世紀60年代起，當我們的肉眼為宇航員超越性的凝視所開啟，能夠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看見這蔚藍色的地球時，就已經知道在這個作為我們終極拯救的救生艇——地球之上，我們是共生共榮、相互依存的。在巴黎，東京，北京，新德里，莫斯科以及伊斯坦布爾，越來越多的孩子開始意識到所有自然資源，從土壤到空氣都是極為有限的。如果我們不悉心呵護我們的地球家園，那么上帝王國或彼岸世界也不會自動出現來拯救我們。我們常常教育年輕人愛自己的鄰居，尊重差異，設身處地為他人考慮，這是因為，作為受過西方現代啟蒙思想洗禮以及良好教育且思想開明的學生，我們應該珍惜理智終將勝于暴力和偏執的希望，而這種穩定性而非混亂則將成為國際社會的特征。
但是，近些年來的情況日益表明，經濟全球化未必能夠解決貧窮減少的問題。相反，經濟全球化可能會引起失業與社會解體。當然，全球化是人類獨創性力量的壯麗展示，尤其在信息和交流技術方面。它是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轉換的強大引擎，市場的活力證明著這一點。顯然，貿易、資本、投資、金融、旅游、移民、信息和知識等領域史無前例的流動性，引起并推動世界成為相互聯系、相互契合的動力場，并且進而連接為一個地球村。古代中國的“大和諧”理論不再是一種烏托邦想象，而成為一種可實現的，甚至是行得通的抱負。
此種共享性抱負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支配性政治應該為信息交流、互聯網、協商、互動、相互聯系以及合作性政治所取代。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理論在哈佛正流行，世界范圍內的合理化進程被界定為工業化、都市化、西方化，而那種認為現代化進程將要徹底清除文化的、制度的、結構的、觀念的不同的設想，已經站不住腳。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同質化過程。任何形式的國際話語中英語的顯著存在，快餐的傳播，美國式的娛樂，青年文化，以及福音基督教都是極為明顯的例子。但是，這種聚合的主題，意味著世界其他地方最終將與現代西方尤其是美國，會聚于一點，美國夢則是其淋漓盡致的體現。
20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與比較社會學家們主張以所謂的日本與亞州四小龍奇跡來引發相反的聚合之路。“亞洲價值”，“儒家資本主義”，以及“亞太世紀”被提升為西方現代主義的替代選擇。當時普遍的感覺是，全球化轉換的動力已經從大西洋轉到了太平洋。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蔓延到印度尼西亞以及韓國，從根本上引起了全然不同的解釋性策略。專制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和法律作用的缺失被認為是亞洲道路上所有障礙存在的潛在原因。這一診斷性結論是無可置疑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可以離開透明、公共責任、信任以及公平競爭而健康發展。
顯然，亞洲商業領導者可以并且應該向西方學習是十分值得的。事實上，在以往的150多年中，東亞知識分子一直在將學生送往西方學習。以日本為例，從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它先是致力于學習荷蘭，隨后向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學習，這對推動日本成為21世紀的超級經濟強國起到很大的作用。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才開始掌握現代西方的知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西方影像（尤其是美國）作為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的認識也從沒有被懷疑過。事實上，現代東亞的最大優勢在于其自身的知識分子以及將精神性自我界定為一種學習型文明。這些都可以很好的成為儒家人文主義最寶貴的財富。
孔子《論語》中的第一特征是“學”，學而成人是個人永不停歇的自我實現過程。孔子在其精神的自傳里，將其一生看作是學無止境的過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的觀點中，不僅僅是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一個社群，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以及整個世界都需要學習。所有人類性結構——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政治機構，大學，教堂，哲學體系，意識形態都在這個進化過程中。如果沒有學習的意識，而寧可為公共決定性的自我意識所引導，那么他們都將不可避免的變為一潭死水。
可以理解的是，在非西方社會中，東亞一直踐行著向西方學習的承諾。表面上看，對中國、日本、韓國的知識分子主要關注西方的科學技術，卻拒斥西方精神性（如基督教）的整體印象是正確的，但是，認為東亞知識分子仿效所謂的“先進技術”的首要動力在于“對財富和實力的追求”，這個假設則是誤導性的。中國歷史上蒙古入侵與滿族勝利的經驗清晰地表明：單憑軍事實力與物質資源無法征服中國的知識界。恰恰是堅船利炮后的西方文明給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如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對于他們來說，西方的象征不僅僅體現在士兵與貿易商的效率，還體現在組成全部西方沖擊的制度和潛在價值上。所謂建構工業基礎與培育新一代專家的洋務運動，如果不具備學習西方的意識，也無法成為中國救亡圖存的必需條件，這還需要長期的民族努力才能實現。
中國、日本、韓國中所有著名的西化派，事實上都是儒家士大夫。盡管他們十足的相信西方文明確實在軍事技術、政治體制和社會組織方面有其優越之處，卻仍然不得不徹底轉換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自信于通過自覺的學習，他們也能夠適應并最終獲勝。此種將打破偶像舊習、破除封建陋俗與對未來的樂觀認定相結合的做法，可以使東亞知識分子在堅持學習西方的同時又不失掉民族建設的堅定方向。事實上，各種強大的思潮復雜交織作用，尤其以馮契的史無前例的“古今中西之爭”理論為特點，為理解中國在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間的斗爭，滿族王朝的崩塌，共和國的建立，對日本侵略的抵制，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的勝利圖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以及毛澤東這個指導中國成為統一文明國家的舵手的出現，都提供了意識形態背景。
從文化角度看，學習現代西方的啟蒙思想一直是東亞知識界的主旋律。舒衡哲與李澤厚為中國知識分子自五四運動后受愛國救國情緒影響而為啟蒙思想所遮蔽的中心問題下過診斷。他們解釋的立場與經典的列文森式觀點相一致，即現代儒家思想者的困境在于：對現代西方的智力認同的同時，保有對中國傳統的情感依附。其結果將導致學習西方時存在情感缺陷，在認同傳統中國過程中則存在認知缺陷。
可以說，啟蒙運動的精神性是人類歷史上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由此精神性衍生而來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公民社會都是其具體成果。現代制度（如大學、跨國公司、大眾傳媒以及非政府組織）的潛在價值，諸如自由、理性、法律地位、人權、個人尊嚴，都是啟蒙運動的顯著價值所在。 因而中國20世紀80年代間在諸多強大的知識分子運動中出現“新啟蒙運動”也就不足為奇了。現今在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之間關于分配公正問題的爭論，實質上就是對同一主題的不同變形表現。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盡管中國學術界受到啟蒙精神的光耀，卻仍需擴大其知識范圍并加深倫理基礎。正如女權主義者、生態主義者、提倡共產主義者，和比較宗教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啟蒙精神是有嚴重缺陷的。在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歐洲中心主義、男性取向、以及利己主義的預設下，啟蒙精神還無法為理解宗教、自然、社群和文化多樣性提供充足的象征性資源。哈貝馬斯的精辟解釋充分地豐富了啟蒙主義的傳統，但是卻沒有從根本上轉換世俗人本主義去除本性和精神的生活化方向。
這里急需一種全面整合的人文視野，既對宗教聲音感覺悅耳，又對生態問題較為敏感。我們能否通過擴展啟蒙精神的知識范圍并加深其倫理基礎，來為人類社群解決減少貧窮、失業、社會解體以及環境惡化等重大問題提供精神鼓舞的資源呢？
表面上看，人類共同體中的智性資源與精神資源是豐富多彩的。Ewert Cousins描繪了新軸心期的特征，認為偉大的歷史宗教為全盤思考人類困境所需的創造性思維提供著充足的知識、智慧和精神。除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外，南亞的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東亞的儒教與道教，似乎一直在提供著取之不竭的偉大思想。本土傳統，如非洲、神道教、毛利、波利尼西亞、印第安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和夏威夷等對精神性的資助也都是無限的。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于從文化人類學、亞洲哲學、比較宗教學和文化研究角度探究并作出對現代西方啟蒙主義遺產或隱或顯的批評，這里我僅列舉幾項。
應當承認，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明顯體現了經濟全球化的特質。經濟全球化在塑造國際政治話語具有絕對優勢，而由加拉加斯世界社會論壇及阿羅薩的世界精神論壇所倡導的文化多樣性，則在與實力、財富和影響的比較下顯得十分蒼白。但是，文化也很重要。自2000年起，就連世界經濟論壇也開始處理像宗教的未來及身份政治等文化問題。社會資本、文化競爭力、以及道德智慧對于政治經濟學中的領導地位舉足輕重并得到人們的廣泛認知。沒有任何政治或經濟的領導人可以承擔得起忽略21世紀“軟實力”的后果。
經濟人作為一個理性動物，他明白自我利益并嘗試在自由市場中將法律賦予的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是一個毫無創造性的主意。更別說在北美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領導技能培訓中激發靈感了。經濟人必定可以展示諸如理性、自由、合法、及權利意識等價值。但是，在諸如責任、禮儀、正派、同情、移情、慈悲、社會團結等方面則有所欠缺。我們繼續將自由、理性、法律、人權和個人尊嚴作為普世價值已經不再充分和具有說服力，反之，正義、公正、同情、禮儀、責任和社會團結則成為亞洲價值的體現。
文明間有關核心價值的對話時機已經成熟，這關乎人類的生存與繁榮。哲學機構在識別“普世價值”時必須在學習成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大量路徑描述中有所擴張。文明之間沒有沖突，只有無知才會產生沖突。共享的風險性連同共享的渴望一起激勵我們超越單邊主義，致力于對話式文明。
在理性時代，當啟蒙主義運動開始塑造西方的心理定勢之時，一些領先的思想者，尤其以伏爾泰、萊布尼茨、和盧梭為代表，都曾將中國看做重要的指稱對象，并將儒學看做重要的文化鏡像。1839年鴉片戰爭之后的一代，中國從中央帝國淪為一種地理表述。自五四運動后的兩代，儒家人文主義為現代中國最善于表達的知識分子史無前例地放逐到封建過去。到了上個世紀，儒家學者們開始投入到儒學西方化與現代化的創造性轉換中去。放眼未來，具有儒家特質的東亞現代性的精神極有可能為北美和西歐的以及全世界的公眾知識分子提供參考。 （作者 杜維明 編輯 潘忠明）
